金庸和《明报》都是特定时代之下香港这个特定社会的产物，有香港才有金庸，可以说，香港成全了他的梦想，他在很多方面都深受香港这个典型商业社会的影响。但在骨子里他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人。他年轻时学的是外语，直到老年，他宽大的书房里仍摆满了外文精装书，但他很少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终其一生，可以说他的内心都生活在传统中，这就不难解释他身上那种刻骨铭心的'大中国主义'情结。
张圭阳先生在概括《明报》所表现出来的报业精神时，首先就指出儒家思想和强烈的民族意识这两点。金庸喜欢《诗经》、《左传》、《论语》这些中国文化的经典，他将自己熟悉并信仰的儒家价值引入社评，使他的笔下常常显得温暖，他对人性和民生的关注也都是从古代经典那里寻找资源。他始终把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当做立言的基础。鸦片战争，早在他少年时代泪水纵横的历史课堂上，就给他的一生留下了磨灭不了的耻辱。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他对香港回归的立场，理解他80年代后的选择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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