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和主张对经济实行民主控制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正在进行一场卓绝的斗争,前者代表的是金融利益,后者则代表老百姓的利益。在20世纪70和80年代,英国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进程的结果是资本自由化了,但是人民被管制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试图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寻找第三条道路,但是这一方案不过是把美国和欧盟的'妙方'和采自国内的妙方(修改宪法和社会权力主义)加以调和而已。所谓的世界新秩序,带来的结果是金融与经济秩序的混乱,人民的生活更加动荡和不安全。
多少年来,普通人的核心需要并未改变:稳定的工作,过得去的工资,健康的生活环境,个人的自由,以及在艰难时刻有个可以依靠的人,一句话,人们需要安全。但是,安全恰恰是现代制度所无法提供的东西,更有甚者,现代制度还为它不能提供安全而自豪,因为安全不是好事,国际竞争这个巨神要求竞争,需要一种不安全的环境。
社会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市场只不过是一种工具,并不是宗教,是工具就不万能。但是,今天市场这个工具的确变成了宗教,变成人类世界中对人的行为作出'客观'评价的唯一标准。于是商业道德准则占据主导地位,不仅英国如此,全世界都如此。市场价值观渗透力之强,连宗教界也未能免俗,。一位重要的教士说:'寻求教会给予精神帮助的人数众多,教会因经费不足无力应付,假如不是经费匮乏到只够买五块饼和两条鱼的话,耶稣本来是可以养活全加利利的人口而不是仅仅养活5000人的。'
同样,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许多经济学家,特别是那些认为是否要结婚也可以简化为一个等式的经济学家,他们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要用正确的微积分学才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作者们所了解的经济学的各个方面都说明经济学仅仅是巫术的一个分支,甚至是不甚高明的分支。但是打着经济学的旗号,少数金融寡头呼风唤雨,甚至可以控制国家。'欧洲大联合'看上去像是家庭中温暖宜人的炉火,实际上却是熔炉中的熊熊烈火,在这样的高温中,什么都保存不下来,练出来的只能是国际资本的九九纯金。
自由放任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承担风险的不公平性。20世纪90年代的'有限责任'和'资不抵债'为害甚烈。在作者看来,有限责任是对社会而设的大骗局,大量'凤凰公司'为逃避债务而自行宣布破产,然后再'一身清白'地东山再起。资不抵债就是无论是公司还是个人作为债务人,无力偿还的债务都落到他人头上,因此资不抵债成为转嫁危机的一种手段,成了化解本来应由商业和金融利益承担风险的'传送'系统。这一切的受害者都是普通的平民。更有甚者,获取更大的资本回报的强烈欲望使一些人一头扎进了人类最古老的非成产性金钱流动方式,这就是赌博。有声望的银行把上亿资金投入金融衍生物市场,买卖期货和认购权,其规模大过了这些银行的基本金。跨国公司与金融集团成了主导世界市场的力量,由于亿万美元在不受管制的金融市场上流动,全球化的底下埋藏着金融的不稳定,还有对生态环境的漫不经心态度。世界贸易受三大玩家的强制性力量主宰,那就是美国、西欧和日本,在某种意义上,这不是自由贸易,而是改头换面的重商主义。
国家放出来资本这匹狼,自己反而受到狼的挟制'大公司要求国家增加'影响力'。其实认真想想看,没有一个家庭会为了与别人结成团伙,把家里的金钱和房产挥霍一空,让自己的家人挨饿,为的只是获得对邻居的影响力。这样的家庭不能算是好的家庭,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国家。
总之在作者看来,这个国家看似红光满面,实际上却是发着高烧的症状。国家一方面软弱无力,一方面又傲慢自大'该强有力时软弱无力,该温和的时候却又强硬无比。而国家在与资本打交道时越是畏首畏尾,资本兴风作浪的余地也就越大。丘吉尔曾经指出:政府的主要任务是不让金融界目空一切,让金融界重新戴上手铐,把狼重新关回笼子,这会有助于美好社会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国家应该起到应有的作用:
让公民享有自由,让资本再度受到控制。
以上这些是痴人说梦么?乔治'奥威尔在《狮子与独角兽》里写到:'人们还是信奉公正、自由和客观真理这一类观念。这些可能都是幻想,但是这些幻想却有着强大的力量。信念本身影响着人的行为,正因为信念不同,国民生活也就不会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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