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似科学 《经济学：范式革命》-《经济学：范式革命》书评
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形似科学
爱因斯坦曾经提出：一门学科的成熟标准就是公理化体系的建立，正如以两条基本原理'光速不变原理和协变性原理'便可推导出狭义相对论的所有结论。因此，简单性也是一种科学美[1]。
西方主流经济学似乎也是朝着这一诱人目标前进的，经过几代人前赴后继的努力，终于构筑起自己的公理'定理体系，特别是马歇尔等人对古典经济学的形式化改造和处理，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形式上更加符合逻辑也更加接近于自然科学，但这种拙劣的处理手法'即以未经证实或者无法证实之假设而使理论脱离现实为代价来实现的所谓科学化'最终导致西方主流经济学似驴非驴、似马非马，只有科学化之形而无科学化之实。'形式上已经很科学化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现实问题令人遗憾地不具备很强的解释和预测能力，原因主要归结到其前提假定上，因为从非真的前提出发只能导致非真的结论'[2]。
正如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自己所认可的那样，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大体可以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部分：前者以'经济人'假设（假以心理科学名义的先验人性假设）为基石，以个体的经济行为作为研究对象，其中一切基本命题和分析方法，都包括在最初由瓦尔拉斯提出的，至今发展为'阿罗'徳布鲁模型'的市场一般均衡理论体系当中；后者以凯恩斯'三大心理规律'（同样假以心理科学名义的先验人性假设）为基石，以整体的国民经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并由约翰'希克斯、阿尔文'汉森等人发展出'IS'LM'等宏观分析模型[3]。抛开意识形态的偏见和具体细节的争拗，说西方主流经济学远不是一门科学，原因就在于其公理化肇始于未经证实或无法证实之假设，虽然'公理自身的正确性不可能由理论本身获得证明'[4]，但在人们可观察到的和依据经验常识可判断的范围内，公理必须完全为真且无可争议！可'经济人'假设和'三大心理规律'却连这一点也做不到，这就使得形式缜密、推导严谨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看上去更像是一个'泥足巨人'。
（1）微观经济理论的'经济人'假设
微观经济理论首先对其研究对象作了设定，'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5]，即概括为'经济人'假设：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同时一切经济行为都是理性的，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人是一种由本性需要所决定的存在，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是毫无例外地想得到更多财富而不是更小财富'[6]。因此，利己性和理性是'经济人'的两大基本特征，利己性更是'经济人'的灵魂[7]。
从这一所谓的'普遍人性'出发，微观经济理论建立了一整套的假设体系，以此来说明人们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领域中的经济行为，其中基本假设包括'经济人'假设、'最大化'目标和普遍的'边际递减'关系，而技术性假定则确保基本假设具有分析意义和实际意义，例如约束条件下的拉格朗日中值定理最优设定、无差异曲线和等产量线呈凸性、商品的同质性和可分性、消费者偏好的一致性和可传递性等。但问题只在于，这些基本假设和技术性假定是否如多数经济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不言而喻的呢？
从科学哲学角度看，一门向真理日益接近且日渐成熟的学科，即便有假设，也要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即那些反复验证过的客观事实概括，所假定的只能是在此基础上一定范围内的合理推测，且被客观事实验证之前还只能称其为科学假说而非科学理论，所以假设只是科学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科学的全部内容。微观经济理论用成套的假设来建构其整个知识体系，在科学史上也算是蔚为奇观了，然而除此之外，恐怕在认知上再也没有别的什么实质性进展。更不幸的是，其核心假设'经济人'假设的事实基础并不是确凿无疑的，而是广受争议的，因为它把现存世界沉淀在人们心灵中的那点自私放大到无限，并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至今未有什么遗传学证据[8]，相反人类学却早已说明[9]：人性并不是一个先验存在，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定的环境和关系决定了社会活动中的人性。如果不分时间、地点和环境，以'经济人'这种超历史的、永恒的、不变的人性作为考察、研究、解释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动因，并从中引申出经济规律，只是对科学的幼稚理解和简单模仿，因为如此一来，经济学研究将没有任何意义，最终不过是在既定框架内不厌其烦地重复证明这一人性假设的神圣不朽。约翰'杜威早就指出：'如果人性是不可改变的，那么就不存在教育这类事情，我们从事教育的全部努力就注定会失败。'[10]
因此，微观经济理论尽管'具有美学魅力'，也只能底气不足地宣称自己是'书本上的理想设计'[11]，恰如保罗'萨缪尔森自己所描绘的，'取一点糟糕的心理学，加上少量低劣的哲学和伦理学以及大量笨拙的逻辑'，这样形成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假设不可能被当作公理来使用，更不可能获得自然科学公理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崇高地位，因为人类经济行为根本不是什么纯净的'物理活动'，指引人类行为的精神活动既非简单法则所能说明，也非物理世界所能控制[12]；因为'人类行为远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13]
（2）宏观经济理论的'三大心理规律'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凯恩斯首次提出'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流动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14]，即所谓的宏观经济'三大心理规律'，其中'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更是成为'凯恩斯理论体系的核心'[15]。然而，这三个所谓的'规律'既非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也非历史数据的统计总结，仅仅只是来源于凯恩斯个人的猜测和琢磨，是'创造出的另一套心理学知识体系'[16]。
就是这些未经验证的心理学猜想，却让本已深陷微观经济理论困境的西方经济学家额手相庆、奔走相告，因而迅速走红、风靡一时，并形成了一套新的经济学研究游戏规则。不过西蒙'库茨涅兹的实证研究毫不客气地给予其一记耳光：美国1884-1913年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0.867，1904-1933年则为0.879，战后基本稳定在0.9左右[17]，长期边际消费倾向基本稳定且略有增加！对此尴尬的善后则是又冒出新一轮未经验证的假说（这几乎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无聊传统）：杜森贝利的相对收入假说、摩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摩根的消费决策影响收入假说、贺塔克和泰勒的消费品存量调整假说等等，然与事实不符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却依然在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中承担着基石的作用。
以这'三大心理规律'为基础，人类社会的复杂经济过程被归纳为若干个简单方程，据此对宏观经济调控运筹帷幄也就成为经济学家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表演舞台。但缺乏事实基础的臆测终归是臆测，一到实践中便不灵了，正是由于各种预测的失准和政策应用的破产[18]，凯恩斯理论中隐含的严重缺陷，包括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问题逐步凸显出来，归纳法本来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但在凯恩斯及其忠实的追随者那儿，很大程度上只是少数个人的心理猜测和假想，却被肆意地用于构造人类普遍的经济学知识体系[19]！
'三大心理规律'与'经济人'假设虽然在方法论上一脉相承，认为窥测经济活动中的人心之幽秘就可解释整个世界，且都醉心于自己主观构想的理想图景，但其出发点却是迥然相反的：'经济人'假设立足于理性，'三大心理规律'落脚于非理性，理性预期学派就指责凯恩斯理论中的'人'不以追求最大化利益为目标，不是'经济人'[20]。这两套理论体系的思想内核差别如此之大，以至作为经典教材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宏微观之间压根就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性[21]，根源正在于此。
（3）数学工具的滥用
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威廉'配第的《政治算术》几乎同时开辟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数学化时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师承威廉'配第，同时借鉴甚至照搬牛顿经典力学的分析套路和模板，来构筑自己的数学分析框架'经济学机械力学范式'。'经济学家经常依靠类似于'目标函数之一阶导数等于零'的方法来说明他们对于经济常识的理解'，他们相信：'只要将复杂的经济行为简化为一个线性方程，然后求出其帕累托最优解，经济学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了'[22]。对此，约翰'布拉特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这些都不是数学运用于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相反，是运用高度准确、精密的数学于一种完全虚构的理想世界。'[23]
西方主流经济学这种对经济现实过度抽象和机械演绎的数理研究模式的必然结果，就是越来越脱离现实，同时也为现实所鄙弃。'尽管我们背熟了难以胜数的概念、范畴、规律和推论，似乎也把握了纵横几千年的社会经济发展脉络，但是，一旦脚踏实地，我们'几乎什么经济现象也不理解，也几乎什么事情都不会做'[24]。但经济学毕竟是一门致用之学，其理论成果终究要回到现实中去应用，随着主流经济学家们无可奈何地发现越来越多的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起着不容忽视、无法替代的作用，求解最优值的数学工具也就变得愈来愈复杂，理论上的极度贫乏不得不通过数学形式的更加艰深晦涩来掩盖，可是'认为人类的每个决策都需要借助于高等数学显然是非常荒谬的'[25]。更何况，单凭数学并不能产生任何理论观点[26]，'数学不发现规律，因为它不是归纳的科学，它也不创造理论，因为它不是假说'[27]，不管数学模型如何深奥，充其量只是反映一种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虽能帮助推演，但逻辑正确，结论未必正确，结论正确与否还须依赖于前提。因此，如果不对研究对象作质的研究，对有关假设作质的分析，那么依靠数学所得的结论，只能是一种纸上谈兵的推理，一种超越现实的虚构，因而与现实之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然而，数学运用的泛滥成灾却使得某些自负的经济学家骄傲地宣称西方主流经济学'能对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作出一种统一的解释'[28]，譬如父子深情被转述为'罗登仔定理'（Rotten Kid Theorem），即父子间的博弈均衡[29]，夫妻真情被刻画为'离婚威胁'博弈模型（Divorce-threat Model）和'分离半球'博弈模型（Separate-spheres Model），即视离婚为外生威胁点或视家庭暴力为内生威胁点[30]，这样的解释不能不让每一个具有正常思维和正常情感的人感到荒谬可笑，'与其说是运用数学，不如说是糟蹋数学'[31]，因而这种以经济学数理模型来侵犯其他学科疆域、意欲在社会科学中一统江湖的霸道论调，也被形象地冠名为'经济学帝国主义'[32]，自然遭到强烈抵制，就像跑到牛栏里钉马掌，不被轰出去才怪。
尽管如此，许多经济学者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至今还在执著地认为：一门学科只有在熟练地运用数学的时候才算是一门科学。反映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数学化思潮愈加汹涌澎湃，数学工具愈加精巧艰深，无所不用其极，大有与数学家比划身手、一较高下之势。Georgescu-Roegen.N对此批判道：'有些成果在当今被认为是最佳的经济学成就，实际上是纯粹的数学演算，不仅没有经济内容，而且没有数学价值。这些成果的作者并不是首先是什么，而后又是什么；他们既不是数学家，又不是经济学家'[33]。'学科的灵魂不在于数理逻辑，而在于学科自身的因果原理'[34]，如果认为应用了数学就是科学而忽略了与哲学的一致性的话，任何学科都无法因此而取得科学的地位，只能是一堆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数学符号，天文学、物理学，包括数学本身，并不是因为应用数学而被称为科学，而是在最基础的层面上与哲学的高度融合才取得了科学的地位，否则就是假借数学名义进行伪科学的传销[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