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指出热衷于资本运营的企业和空前的金融管制放松所提供的资金是中国经济产生泡沫的重要原因。金融机构迎合了企业资本运营的偏好,使大量的资金通过除制造业以外的大企业和中小企业流向房地产行业,导致地价和房价的急剧上涨。市场高收益率的诱惑进一步促使企业热衷于资本运营,而金融管制的过度放松则为这种泡沫的循环提供了资金支持,两者相互作用,为中国经济的泡沫形成和膨胀提供了基础。为了防止泡沫进一步膨胀,作者在第六章提出了相应的宏观措施:对土地交易及相关税收进行管理,并对金融系统的信贷措施进行改革,这些建议具有很强的针对性。针对泡沫破灭后的金融系统存在的不良资产,作者花了一章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作者认为确立处理不良资产的原则是首要任务,这种观点吻合宏观政策中的承诺机制。通过承诺性的机制使社会公众和相关机构具备合理的预期,以提高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在第八章中,作者分析了九十年代后期初期除资产价格以外的实体经济的变化。作者指出九十年代后期的经济景气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资产价格的泡沫,并且二十一世纪初以来的衰退是对前期经济过快增长的调整,这种调整必将伴随着经济结构的长期变化,但经济结构的变化必定会受到泡沫带来的负面影响。这表明经济将会进行长期的结构调整,这一判断与经济的实际相吻合。在最后一章,作者提出了若干应对泡沫破灭后经济复苏的新课题,特别强调了防止泡沫的经济政策:如宏观政策导向、土地税制改革、融资控制和发行地价指数债券等。这些政策对于防止产生过高的房地产利润导致的投机行为和防止资金过度供给带来的泡沫以及引导恰当的土地价格预期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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