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农民与市场》-《农民与市场》书评

《农民与市场》这本书充分体现了潘维先生的思维特点。潘维先生的思维特点是不迷信主流，不迷信既有成见，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立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用自己独立的思考来看待世界，分析事物。对于某种社会现象，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的科学的方法，不搞一刀切，不偏执于一端，而持中庸致和之道。



《农民与市场》这本书的方法论也是很有意思的。潘维先生在这本书中以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为背景，以改革后农村20多年的发展历史为线索。紧紧抓住市场化这个中心，建立了一个拱形的分析框架。在拱形的一端是亿万被抛入市场的小农，另一端是变化莫测冰冷无情的市场。而乡村的基层政权则成为连接二者的中介。如果乡村基层政权足够强大，农村的集体主义传统依然浓厚，就能够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有序地参与市场竞争，将市场的风险化解到小农可以承受的程度。小农被组织起来后，就可以有序地进入城市，促进城市建设，加速农转非，加快农村的发展；可以以乡镇或村队为单位，建立乡镇企业，将大多数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进入工业领域，剩余的农民经营土地，实现农业现代化；或进入私营企业，乡镇基层政权充当农民与私营企业主两者的仲裁，既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又可以为私营企业提供服务，抵消其他市场主体和国家税收对私企发展的威胁。反之，如果小农失去了乡镇基层政权的保护，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破产，市场化的结果必然造成众多的输家和两极分化的零和格局，政府被迫要在小农和资本家中加选择立场，改革难以为继，社会动荡，国家陷于动乱。



在市场化的浪潮中，有赢必有输。问题不在于输赢，而在于输赢背后的玄机'是什么导致了输赢？潘维先生选取了一个输家和四个赢家作为例证，通过对比揭示这样一个不为主流所见的道理：是否有一个强大的基层乡镇政权，是否有较强的集体观念，是否能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是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这四个成功的例子中，有些共同的特点，有一个能力很强、威信很高、无私奉献的掌舵人，对生产责任制的抵制，团结坚强的基层政权，高积累平均分配的分配制度，集体主义的精神灌输。我在这里还发现了一点：他们选择都是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而不是私营企业模式。



对于主流学者可能提出的反驳，潘维先生也一一回应。不是有'温州模式'吗，不是有'苏南模式'吗，不是有珠江三角洲的成功例子吗？这些地区难道不是私营企业发达的地方吗？这些地区的成功难道不能够证明私营企业的优越性，证明产权理论的先见之明吗？拨开这些主流学者所释洒的迷雾，潘维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这只不过是同一主题的变奏曲。在这些地区，基层政权的作用没有变，农民被组织起来的事实没有变。他们的成功并不必然证明产权理论的神圣。相反，他们只不过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乡村基层政权的作用。证明了农民走向市场的过程中，乡镇政权确实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中介。接着，潘维先生进一步比较了四种模式，通过对比得出结论：拥有强大的基层政权并坚持走乡镇企业道路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不仅经济发达，而且能兼顾社会的稳定、腐败的减少和精神文明的提升。



潘维先生的立论是平和的，他并不是想证明乡镇企业是唯一的模式。他也承认一些地方搞私有化具有合理性。恰恰相反，他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农民的自我选择和历史首创性。他严厉地批评那些不顾国情与历史，不问民情与民生，抱着几本西方著作固执一辞的主流学者们。认为他们是'食洋不化'。搞一刀切，他们的理论，只能把中国和中国的广大农民带回1900年，带到国将不国、民不聊生的悲惨境地。



潘维先生的书具有厚重的历史感，他相信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并不必然逊色于西方，相信9亿多组织起来的农民并不逊色于西方，相信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起来的农村基层政权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他严厉的批评了所谓的民主迷信和制度迷信。任何丰功伟绩，任何人间奇迹都是人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什么民主、制度创造出来的。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然要坚持城市化的战略，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通过把分散的小农组织起来，通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最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目前国内的主流学者坚持民主迷信，坚持在农村海选村长。他们只看到西方今天的繁华，没有看到西方人民风餐露宿、惨淡经营几百年的历史，没有看到西方烧杀抢掠、血淋淋的发家史，没有看到西方的崛起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端插曲，从整体来看，东方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是远远领先于西方的，西方的崛起很大部分是建立在东方的赠与的基础上的。没有看到西方社会众多的令人绝望社会病。他们幻想通过民主改革一夜暴富，一夜实现现代化。孰不见俄罗斯、印度、非洲、拉美国家的惨痛教训。中国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是合一的。中国的地方有强大的宗族势力，因此当中央政府削弱时，中国必然走向分裂和动荡。中国的乡村基层政权隔开了中央政府与地方宗族势力。起到一个社会稳定阀的作用。一方面保证中央政权不至于过分削夺地方，一方面抑制地方宗族势力，保护小农利益，从而保证农村社会的稳定。



一些主流学者认为，农村之所以穷，在于基层乡村政权的削夺。潘维先生反驳道，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在世界范围内，农业都是要靠其产业来补贴的。中国有9亿多的农民，政府无力补贴农民，只能靠农民自己补贴自己。只有加强农村政权，加大农民的自我投入，农村的发展才有希望。因此，农村要发展，农民必须勒紧裤腰带，支持乡镇政权，走集体化道路。发扬革命时代的艰苦奋斗精神，农村才有希望。而四川仁寿县的农民则提供了一个反例。



总之，读完《农民与市场》，我深受启发。同时我也学会了一种科学地分析问题的方法，破除了很多思想迷信。但我仍然有很多疑问，提出一二。



疑问一：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局限性的矛盾，以中国的工业化为例。中国有9亿人口在农村，中国现在的城市化水平依然很低，但我们的经济增长已经遭遇原料、能源瓶颈，如果再走西方的城市化道路，中国的自然环境能承受得了吗？



疑问二：主流学者之所以质疑中国的乡镇基层政权，与他们的腐败是分不开的，中国如何治理乡村政权的腐败？中国乡村宗族势力强大也是客观的事实，基层乡镇政权不受这些势力的影响吗？能否做此假设：中国农村治理的困境主要在于乡村宗族势力的强大，不管是农村基层政权还是海选村官，都难以摆脱地方宗族势力的影响。能否把中国地方的宗族势力化害为利，为农村城市化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