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体现了早期的李欧梵。比较关注文学的主体性、作家的精神世界等等，有精神分析的味道。当然，后来'文化研究'一流行起来，这种方法就显得'落伍'了。李欧梵是个比较趋时的人，他是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中，较早关注到'文化研究'的，国内一帮文学研究者知道'文化研究'，就是拜他所赐。他后来就写了《上海摩登》，在北大出版社再版的时候，陈平原把这书放在'学术史丛书'里，实际上，是一部文化史著作。
但我还是喜欢这本。因为后来的李的'文化研究'取向已经丢掉了文学何以称为文学的根本东西。不仅仅是作品的价值，也包括作家的精神世界。
但是本书中我认为最值得关注的，是李欧梵提到了'文坛'和'文人'两个概念。文坛、文学界的研究，因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的引进，现在文学研究者已经不陌生了。比如程光炜编的《文人集团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我认为，布迪厄的'文学场'理论以及福柯的话语理论在国内影响特别坏，现在一谈文人关系、文学社团，张口闭口无非就是争权夺利、话语权的争夺，非常狭隘。一个真理重复十遍也变成谬误了。何况我们谈的是人的现象呢？
而'文人'的提法在目前仍然没有得到文学研究界的重视。李欧梵书中的'文人'指的是作家，不包括学者。写过《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现代中国的文人与学者》的陈平原，也似乎把'文人'理解为作家（诗人、小说家、散文家等等）。'文人'显然也包括学者，主要是人文学者，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它有自己的规定性和特质。
汉娜'阿伦特曾经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谈到过'文人'（hommedelettres）这种形象'
今天，'文人'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无害的、边缘的形象，他似乎相当于总是具有一点喜剧色彩的'独立学者'的形象。本雅明觉得自己很亲近法语。对于他，这种语言成了辩护他的存在的'一种托词'。因此他可能知道'文人'起源于法国革命前，也知道'文人'在法国革命中非凡的经历。与后来的作家和人文学者不同，这些'文人'尽管生活在一个书面语言和铅字的世界里，尤其是被书籍包围着，但是他们既不愿、也没有被迫为了谋生而从事专业的写作和阅读。'文人'也与知识分子阶层不同。知识分子要么作为专家、官员为国家服务，要么为社会的娱乐和教育服务。'文人'总是竭力与国家和社会保持距离。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基础是无须工作的收入。他们的思想态度的基础是他们坚决地拒绝纳入政治或社会之中。正是由于这双重的独立基础，他们能够表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从而产生了拉罗什富科对人类行为的洞察和轻蔑，蒙田的世俗智慧，帕斯卡格言的思想力度，孟德斯鸠政治思考的勇气和开放。在这里我无暇讨论十八世纪把'文人'变成革命家的环境，也不能讨论十九和二十世纪他们的后继者是如何分化成'有教养的'阶层和职业革命家阶层。我之所以提及这一历史背景，仅仅是因为在本雅明身上文化因素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与革命和反抗因素结合在一起。在'文人'消逝前夕，仿佛'文人'形象注定要再一次充分地表现出自己的全部潜能，尽管'或者是因为'他们已经以这样一种灾难方式丧失了自己的物质基础，从而使纯粹的精神热情（正是这点使得'文人'这一形象如此可爱）能够完全地展现其最引人瞩目的潜能。
在阿伦特看来，'文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作为一个法语词，它多少和法兰西的思想传统有关。独立和超越性的思考，是'文人'的基本姿态。19和20世纪后，随着知识分子的政治化，纯粹意义上的'文人'也就消亡了。'文人'作为一种体制外的形象，诚如阿伦特所言，早在法国16世纪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比如蒙田）。但是阿伦特并没有指出，波德莱尔以及本雅明所代表的现代'文人'所面临的新的境况。这种境况，简单说就是被抛向了十字街头。这一点，是现代'文人'区别于传统'文人'的关键点。也就是说，阿伦特指明了'文人'形象的古典性，但是忽略了他们的现代性；强调了他们的精神性，但是忽略了他们的物质性。
但是我还没见到有谁将中国现代语境下的'文人'作过阐述。
李欧梵也没有，他一笔带过，简单谈到了现代文人与古代文人的差别，比如现代文人与媒介的紧密关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可惜书中没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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