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发现即便人们可以免于饥饿，也就是说在消除绝对贫困的条件下，相对贫困依然存在。例如当一个社会中的人都脱贫之后，可能会发现贫富差距却急剧拉大了，相对贫困就意味着存在某种不平等。在各种不平等中，森将经济上的不平等置于首要的讨论位置。这并不是说森不重视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可能是因为其曾经对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有所涉猎的缘故，故而将经济置于基础地位。
但不平等的研究在经济学上也相当匮乏，即便是福利经济学也仅仅关注完全竞争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帕累托最优状态是指若想增进社会中某一些人的福利，就不得不减少另外一些人的福利，换言之，在帕累托最优状态下，在不损害一个人的原有利益下社会福利无法改进。而对于收入分配问题，福利经济学却避而不谈。难怪森在《论经济不平等》中感叹：'就衡量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言，福利经济学的康庄大道，通向的却是荒山野岭。'因为1人富裕而其余100人贫穷的状态也可以是'帕累托最优'的，但这明显在收入分配上是不公平的。森接着讨论了理想的收入分配应该是基于'需要'(need)还是'应得'(desert)，或者说是要'按需分配'还是'按劳分配'。按需分配可能会出现两种结果，一是人们不合作，大家吃大锅饭搭便车，结果陷入了谁都不干的'囚徒困境'；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相互合作最终共同富裕。在《论经济不平等》初版之时，马克思主义干扰了森的判断，森认为文化大革命能帮助人们之间实现合作，因为他们在思想上会趋于合作。在1997年，《论经济不平等》一书又出了增订版，这个版本中收录了詹姆斯'福斯特(JamesFoster)和森合写的一篇很长的附录《'论经济不平等'发表之后：四分之一世纪的回顾》，这篇附录对二十多年来由森所引发的有关经济不平等、贫穷问题、福利经济学问题，做了详尽的评论，只是他们已不再提'文化大革命'的作用了。
有两个方面的理由值得重新审视不平等的问题，第一，悬殊的收入不平等会导致效率的缺失。第二，收入不平等会造成公平的缺失。经济学家如马歇尔、庇古等关心的主要是前者，哲学家如罗尔斯关心的则主要是后者。森指出要全面分析经济不平等问题，应将这两个方面都考虑进去，并且证明了比较平等的收入分配对于社会福利而言是更可取的。森先讨论经济方面的平等自有他的道理，通常争论平等话题都集中在'为什么平等'上，并在某一基础上为'平等'这样一个模糊的概念进行辩护。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个世纪以前都无法想象的物质财富极为丰富且还在日益增长的时代，可同时，贫困、贫穷、饥荒、饥饿、各种歧视、各种不平等等现象依旧充斥于世界的每个角落。让我们牢记，森'这位'经济学良心'的辩护者的告诫：关心社会上的不利群体，把提高每一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作为我们社会的必要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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