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P2－3）
看到一切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的讲说，我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尽管也不免暗含着几分嫉妒与对自己无能、无力的沮丧，但我仍从中吸取，丰富自己，为此而暗暗感激这些我的同行，并期待着有更多的给我以刺激与启示的后来者。（P3）
比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P3）
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P4）
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独立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曾在《心灵的探寻》的'前言'里，对自我研究的追求做过这样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现在，在我回顾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并走上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历程之时，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P7）
不（或不甚)了解却又有了许多评论，而且大都是摇头晃脑的恶评。'这也是颇为奇怪的。（P364）
然而历史照样前进'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代人所不满，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人的班，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致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P364）
历史、社会的前进运动是由少数'醒着的'的前驱者与'睡着、昏着、玩着'的沉默的大多数人共同组成与运作的，或者说是实现于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与互补、互渗中的，因而是缺一不可的。（P366）
我甚至想对他说，你选择'思想者'的道路，也就选择了孤独，永远与丰富的痛苦相伴，就将是你的宿命。但我同时想向他提出过来人的忠告：在孤独中坚持自己的选择与理想和尊重他人的不同选择，并不矛盾；以平常心看待自己与他人，获得宽容与大度，这将是更高的精神境界。'我自己也没有达到，心向往之，而愿与余杰及和他一样的90年代的青年人与北大人共勉。（P366）
而在中国未来发展中，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将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甚至更坏一些，继续充当哗众取宠的滑稽角色。（368）
因此，任何对于'人民'的判词都是虚假的、想象的，是在过度地行使知识分子的言说特权。既然这个词不能在我们的言语中消失，那么，我希望它是一个不确定的开放性的概念：'人民'既不在我们之上，也不在我们之下。（P369）
在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那里，由对底层人民的理想化发展到'人民至上主义'；而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人民至上'，是必然要变作'人民代言人至上'的，最后就导致了专制主义。而另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把对'多数专政'的警惕，发展成对人民(群众，多数)的全盘否定，进而脱离了广大底层人民，构成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根本性弱点。（P370）
当年也确实曾一度沉醉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 '的快感之中，但很快就发现是为一种虚幻的假想所欺骗。后来在一次对北大学生的公开演讲中，我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这里演讲，看起来是我讲你们听，你们受我影响，实际上我是被你们牵着鼻子走。我讲到某处．你们鼓掌了，我也兴奋起来；我立刻明白，你们期待我讲什么，于是，我就顺着你们的期待讲下去，越讲越起劲，却越讲越走火。事后想起来，会觉得害怕：哎呀，我讲了些什么呀，这根本不是（或不完全是)我自己的意思，我上了听众的当了！当年鲁迅说，听众的掌声是会把人的命送掉的，这是很有道理的。（P376）
于是，终于有了自己的个人定位，我把它概括为'自觉地站在边缘位置，用自己的方式，说（关心）时代的中心话题'。（P378）
因此，我这样谈论自己的选择和已经(或可能)付出的代价，绝没有向别人（特别是连基本生存条件都得不到保证的年轻人）推销的意思：这仅仅是根据我个人的主客观条件所作出的选择；如果我处在眼下某些年轻人的另一种条件、环境下，说不定也会作出另一种选择。（P379）
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给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批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遥，跟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P381）
如果切断了一个民族与哲学的联系，也就是切断了这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的。（P381）
'德智体'是下半截，'世界观'与'美育'是上半截，两相衔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上半截的教育被斩下来丢掉了。这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五育思想）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今天更加变本加厉，以前强调政治功利目的，现在加上商业功利目的，这双真的功利性把教育压得残缺不全。（P383）
如果在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将某一种学说、思想置于独尊的地位，这就落入了蔡元培所极力避免的宗教迷雾之中。洗脑筋和世界观教育是两回事。毛泽东要把学生的思想纳入他所需要的所谓'兴无灭资'的洗脑中去。这实际上是一种更为可怕的心理专政。（P384）
一个人在精神上的最高尊严就是独立地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也就是说，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是自己的事，而不应是由所谓'教育'规定了一个统一的意义来强加给所有的人。（P385）
把受教育者的精神变得非常单一这实际上就是精神阉割。（P386）
我很赞成蔡元培的观点，要教育学生不要拒绝物质，但又不要执迷于物质。（P387）
本来，就像周作人所说，人生的季节是不能颠倒的。青年时代应该是做梦的季节。别林斯基说过，年轻的时候应该追求做虚幻的东西，不能过早地把人培养成太现实的人，要敢于做梦。在成熟以后，美梦破灭，在破灭中升华，这样就可以达到永恒的精神和谐。他主张人的精神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开始是一种虚幻性的精神和谐，然后是虚幻的破灭，再然后在更高的层面建立一种精神和谐。（P390）
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
语言是思想与灵魂的外在存在形式。（P392）
教学中应该是有所懂有所不懂，没有必要把每句话都解释清楚。我主张学生读书比如读鲁迅的经典作品要囫囵吞枣地读。文学作品不必解释得太死 。（P394）
话语只是一个中介，它的一面是人的思维，另一面是人的行动。（P398）
中文系的王瑶教授〔也是我的导师)当时还健在，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曾长期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的一段话：'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要失败。'（P34）
金先生也谈过恋爱：他曾经热烈地追求过堪称一代美女与才女的作家、学者林徽因，但林最后选择了建筑学家梁思成，金先生遂终身不娶。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都很纳闷，到了之后，金先生才郑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全场肃然动容。金先生晚年时，毛主席曾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其时他已经80岁了，就雇了一部平板三轮车，每天到王府并兜一圈（大笑）。（P36）
有些明其道不计算功的气概。（P37）
然而中国凡事都是颠倒错乱的，往往少年老成，摆出道学家、超人、志士的模样。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P38）
（周作人）设想应从5个方面来读书。（1） '关于个人'，应学习生理学（首先是性知识)、心理学和医学史知识； (2)'关于人类及生物'，应学习生物学，社会学（包括人类学、民俗学、文化发展史、社会学），历史；[3)'关于自然现象'，要学习天文地理，化学； （4）'关于科学基本'，要学习数学与哲学；(5)'关于艺术'，要学习神话学，童话学，文学，艺术及艺术史。（P43）
'好读书而不求甚解'，总之'开卷有益'就是了。旁听课更可以随意些，老师姑妄讲之，你姑妄听之，万一睡着了也不要紧。（P43）
一个人能否成功，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你自己不能把握的，比如说你出生在什么家庭（家族)，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的，等等；二是机遇，这更是你自己无法预设与预计的；第三才是你后天所接受的教育，与你自己的努力。应该说，越到高层次的发展，越决定于前两个方面，而这恰恰是你无法自己把握的。这说起来似乎有些神秘，却是不能回避的事实。（P46）
周作人则说：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P49）
鲁迅不无沉重地指出，中国的传统土大夫本质上不过是官的帮闲(在'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与帮忙（在'奴隶也做不稳的时代')。（P52）
我在《丰富的痛苦》这本书里，曾据此而提出了一个'思想的实现，即思想者与思想的毁灭'的命题。这就是说，理想形态的思想是只能存在于彼岸，而不能在此岸现实化的。（P54）
鲁迅早在本世纪初，就已经提出，当'民主'变成'多数崇拜'时，就孕育着巨大的危险。（P54）
台湾的一位政治学教授，在总结台湾政治改革的经验时，曾概括为两句话：'开始要早，步子要慢。'这一'早'一'慢'说的也是'（思想、态度）激进'与'（行动）稳健'的辩证关系。（P55）
我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一段名言:
'青春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是由穿着高统靴和化妆服的孩子在上面踩踏的一个舞台。他们在舞台上做作地说着他们记熟的话，说着他们的狂热地相信但又一知半解的话。历史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它经常为青春提供一个游乐场'年轻的尼禄，拿破仑，一大群狂热的孩子，他们假装的激情和幼稚的姿态会突然真的变成一个灾难的现实。
'当我想到这一切时，我的一连串评价都出了差错。我对青春产生了一种很深的仇恨，同时又夹杂着对历史罪人的一种自相矛盾的宽容，我突然之间把他们的罪恶仅仅看成是期待着长大的烦躁不安。'《玩笑》（P291）
这其实是反映了我们的历史观念与历史叙述里的问题的：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有止息的内心的痛苦。（P294） '自汉武帝表彰儒术以后，儒家已空存其名，孔子所讲之道与器，已名存实亡'；因此，所应批判(与否定)的仅是汉以后'渗入了阴阳家的思想'的'名存实亡'的所谓儒家，今日提倡科学，强调精神与物质的并进，正是'符合儒家的真正精神与实现孔子的固有的理想'。（P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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