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尼巴克》阅读笔记 周景雷 李昱华转-《秦尼巴克》书评



《秦尼巴克》阅读笔记

周景雷



边疆题材的长篇小说在目前来说还是一个新的领域。虽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把它做一个精准的概括,但它与少数民族题材创作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年来反映少数民族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阿来的《空山》、范稳的《水乳大地》、《悲悯大地》、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冉平的《蒙古往事》等等一出场就显示出了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并在很大程度上赢得读者,其中部分作品还入选茅盾文学奖。虽然这些作品也写边疆,但很显然作者的主旨不在边疆而在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历史。面对同样的地域和民族,不同的写作主旨呈现出不同深度关怀。民族题材的写作指向了民族精神史、民族奋斗史、民族成长史和民族文化史。比如《空山》是民族文化史,《水乳大地》是精神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石羊里的西夏》是衰亡史,《蒙古往事》是奋斗史。虽然这种简单的概括并不能深刻真实地反映出这些作品的实际状况,但也算基本概括了其基本内涵。而边疆题材所关怀的是在一个充满异域想象的广袤大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它淡化族群的关系,专注于某种整体性的描述。更主要的是,由于边疆地区的特殊性,它还涉及到了边疆内外的关系,也就是国与国的关系。所以这就有可能延伸到因地域关系而产生的一种在宏大背景之下的文化冲突和融合,也就是说它不在局限于两个或几个民族之间的文化接触和交融,尤其不是汉民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接触和改造,而是将视角延伸到域外。

近代以来,中国的边疆始终是个不安定的地区,尤其是中国西北和东北边疆,这些在历史研究中都有深刻的反应。但文学对此的反应还相当滞后。尤其是进入到新世纪之后,长篇小说题材范围的不断扩大并没有将我们创作者的视角引向更为广阔更为隐秘的地方。董立勃的下野地系列多少有些边疆的意味,但又因其对象层面的单一和军垦题材以及历史时段的限制而没能进入我所界定的边疆题材视野。黄世明的《关东过客》虽然也写到了关内移民在东北边疆地区的挣扎以及日本人、俄国人的渗透,但把握这种长篇能力的限制,使这部作品淹没在文海之中,甚至造成了某种程度的题材浪费。

傅查新昌长篇小说的《秦尼巴克》的出现却使人耳目一新,这是部十足意义上的边疆题材小说。据我目力所及,《秦尼巴克》是近年来边疆题材的最重大收获,甚至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意义。多事的令人猜疑的边疆历史不断地诱惑人们的想象,它的生成、发展,民族的交织错落,以及境内外文化的冲突融合使它在文学叙事中不仅变得模糊不清,难以梳理,而且还在于任何的轻举妄动都势必会对这一题材本身造成伤害。没有长期的史料积累,没有对历史线索的明辨和对民族文化的不偏不倚的客观接纳,都不会对这一历史做真正的判断。



'秦尼巴克'这一命名因其特殊的内涵而显示了无限的张力。作者在题记中说:'秦尼巴克,是一个混血的词, '秦尼'一词是英语'China'的译音,而'巴克(Bak)'一词,是地道的维吾尔语,译为汉语是'花园'的意思。这样一种恶魔般的语言杂交,构成了具有人文意义的'秦尼巴克',把这个拗口的杂烩词语,译成柔美动听的汉语,就是极其迷人的'中国花园'了。'公园不仅包含了美好'山清水秀和花香鸟语,还包含了这是一个大众的场所。但那不是一个绅士时代,大众的肆意践踏和公园的原始意义之间便发生冲撞、冲突,甚至是流血牺牲。它是整个中国近代社会的写照。故事起始于为一场征战的送行,于是这种征战和别离就成了整部小说的挥之不去的阴影。在那一百多年中,即使是中国内地也是一直处于这种杀伐流转当中,近代以来的中国似乎没有安定过。在1949年以前是武力的征战,而在1949年之后则是思想的征战。所以边疆的动态即反映了一部整个中国的近代史。通过'秦尼巴克'这一充满象征意味的地域形象的塑造,不仅直接地反映了边疆的历史,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中国近代史,为了强化这种意识,它不断地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植入故事当中,比如左宗棠的边疆平叛、中华民国的成立、国民政府的边疆政治以及盛世才等人的统治等。这种张力还在于,它甚至有可能将人也'秦尼巴克'化。边疆移民在这里改造别人,也被别人改造。改造与被改造、杀与被杀、拯救与被拯救等等都成了混杂的和'恶魔般'的事件。所以这是一个复杂的难以尽述的'秦尼巴克'。



小说对边疆移民的生存状况做了整体性的关照,淡化或虚化了民族界限。这种方式和少数民族题材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差别。少数民族题材的写作着重放在民族本身,通过民族的生存环境、生活习俗来凸显民族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进而达到对民族历史的全面挖掘和呈现。比如《额尔古纳河右岸》讲述的是鄂温克这个骑在驯鹿背上的民族如何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离开了驯鹿、离开了森林,进而也离开了自己的民族传统。《空山》讲述的是一个藏民族村落如何在外面的诱惑和改造下放弃了自身的来路,融入到大文明当中的心理历程,而《蒙古往事》就单纯是一个民族的奋斗和崛起的历史,《石羊里的西夏》讲述的就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何自我堕落。这些作品在表现民族性上是明确的、单一的,因而也就更具有通透性和易解性,它们没有隐藏更多的东西,甚至是更具有诗意的纯洁性。而《秦尼巴克》因为在描述一个多民族混杂的地区时放弃了对民族界限的厘定或并不着眼于对民族文化的修饰,因而就使得它能够更有耐心地描述这一边疆地区的历史变迁过程和战争脉络,尤其是在这一变迁过程中外国势力是如何介入并使这一变迁更加复杂化的。这种视角的切入无疑是高明的,它既避免了因纠缠于民族细节问题而造成的冗赘感和不好把握的难度,同时也显现出了作者为读者提供更大阅读张力的野心。更为主要的是,与其他写作者不同,作者并不对某种民族宗教信仰和规范进行描述,也不祈求某种神灵的再现。他表现的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的挣扎、奋斗和勇气。比如孟琼的刚烈威严、德阿英的下作无赖、德光的内心挣扎、永康的隐忍豁达等等,这些人似乎都不是靠某种神灵指引的。但对于杀伐征战和草菅人命,作者并不是默不作声,他最终通过对安娜这一医生角色的塑造和安娜对上帝的信奉来表达对生命的尊重和对建立美好家园的意志。在安娜身上表现了三种角色的重叠,外族(异质文化)、医生和信奉上帝的人,这三者统一在一点上,那就是医生不仅要医治人的生理病痛,还要医治人的心理和灵魂。安娜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看惯世事更迭、人心变换。她祈愿人们不要遭受苦难,她葬身在教堂的火海中,也许是化解苦难的一种自我牺牲。在这里上帝已经不是宗教的代表,而仅仅成了作者表达上的符号了。



《秦尼巴克》梳理了独特的家族命运史。通过家族的命运来反映历史的变迁这在当下的历史主义写作中并非新鲜,而且在特定的条件下,中国的历史就是家族史,一个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往往是通过对另一个家族的斗争来实现的。所以也可以说,历史的明争暗斗就是家族间的彼此厮杀。比如《白鹿原》展现的就是白、鹿两个家族之间半个多世纪的较量以及彼此之间的沉浮,这既是家族之间的故事,也是人和土地的故事,更是人和人之间的故事。有时这种争斗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而发,但意识形态却掩藏不住家族血液中的那种仇恨或者敌意。这可能是家族或人性中的本能。再比如《圣天门口》,似乎整个故事都笼罩在某种意识形态氛围当中,但雪、杭两家间的故事又有多少是因为真正的意识形态原因呢?如果这种写作我们暂可命名为内地家族写作的话,那么《秦尼巴克》就可称为边疆家族写作了。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这既不是两个家族间的仇视征战,更不是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的生命延续。他创制了一个拟血亲家族体系。新疆伊犁新兵营总管府夫人孟琼送走了自己最后一个外出征战的儿子之后,便独立地址撑起一个庞大的家族。这个家族为自己没有男性接续人而苦恼焦虑。二儿媳梅芳受到无赖德英阿的勾引私奔,生下儿子德光,这是这个家拟血亲家族的第三代男性。年轻时英勇无畏的德光在不同的地方娶了三个妻子,与金晓慧生的下的儿子叫金顺子,与那音芝生的儿子叫德海,与阿香生的儿子叫永康。边疆地区的历史复杂性此后就由这三个第四代人的不同境遇而展开。而串联起或者置换这一复杂性的就是德英阿和德光父子。表面上看,他们与孟琼家族的血缘关系已经淡化,但实际上由于阿香是孟琼的亲孙女,是伊利新兵营总管府的嫡血亲,而使永康作为这一家族的血缘关系能够继续延伸。同时又由于金顺子、德海的死亡而使这一家族似乎更加纯洁。但永康一辈子没能娶妻生子,后来认安娜为母亲,并收养了弃儿永善和永芳。他们是这个家族的第五代人,是拟血亲的。当永芳最后出走,带回自己孩子的时候,这个家族的血脉已经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了。应该说小说的主人公时刻有捍卫家族纯洁的冲动的,德海、金顺子和永康对父亲的追寻都是这一冲动或内心渴望的表现。但问题是在这一个复杂的边疆地区,生命群落的流动和诡谲多变的时事,捍卫一个边疆移民家族的纯洁性和长久延续是多么的不易,它回答了什么是边疆历史变迁的真相。另外更深刻的含义还在于,在这种多少带有拟血亲关系的家族的延续、挣扎和生存过程中,家国一体,融合大于文化的分垒和冲突,这是作者立意高标的一种表现。

作者显然有意对家族延续做了另外一种改造,就是说,他既没有向《尘埃落定》一样沿着父系的线路走下来,也没有像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一样按照母系的传统向下延伸。根据近些年来文学史上的经验或者传统,一般男性作家在论及家族传统的时候,都是以父系为线索的,除了《尘埃落定》外,还有《白鹿原》、《圣天门口》,甚至更早的《古船》和《一九三四年的逃亡》等等,在这方面,莫言的《丰乳肥臀》也许是个例外。男性的视角决定了在以父系为主线的叙述中的男权色彩。同样,女性作家则更多地倾向以女性的视角去探究母系的传统,比如《羽蛇》、《玫瑰门》等,这些小说意在抛弃和拒绝男性对家族进程的干扰。男性与女性写作的这种差别基本上构成了当代家族写作的基本模式,并交替出现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中。但《秦尼巴克》没有单纯地沿着父系或者母系的传统沿革开来,而是两者交揉杂陈,两条线索时断时续、或明或暗。在父系一侧,从德英阿开始,经过德光再到永康,从无赖开始,终止于永康的无所作为和参透世事、顺从命运。实际上德英阿和新兵营总管府也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在母系一线,从孟琼开始,经过梅芳等第二代人,再到阿香、金晓慧、那音芝等第三代,中间经过断裂到第五代的非血缘关系的永芳。断裂地方用安娜来弥补。实际上这种写法更加强化了'融合大于文化的分垒和冲突'这一理念,他不仅比单纯的家族史写作复杂和含义深刻,而且还在于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视野的广阔性。这在边疆多族群杂居地区尤有意义。



作者在《秦尼巴克》更要展示的是一部苦难史、一部血泪史。这也和家族命运有关。在动荡飘摇、变动不居的历史风云中,家族命运与边疆历史相互嵌入和置换,既相互依存,又彼此冲撞,这是由边疆移民的特殊身份决定的。移民包含了静和动的两种属性,他们对自身这种属性的倾向性界定完全取决于边疆为他们提供的生存空间是什么样的。但边疆的遥远、杂芜以及在处在被觊觎中的彼此冲撞,都可以把其中的一种倾向无限扩大,从而也造成在动的过程中他们所遭遇到的苦难的无限扩大。在这两者的关系中,既有家族的离散和流徙,也有对故土的牵挂和回归,更有于此当中的心灵的孤寂、等待和绝望。比如,在总管府家中,随着安庆的毫无意义的神秘地死亡,一个家族的价值就这样因为战争而毁灭和消失了。剩下的事情,就是要安静地生存和回到家乡。德光念念不忘回到新兵营,回到自己的故乡,阿香切切思念、渴望丈夫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战争、仇杀、欲望和利益之争又使他们总是漂泊,流浪,甚至是四分五裂。他们要么在委顿死于非命,要么在等待中死亡。

作品展现的是双重苦难,有生活的,也有精神的,而每一种苦难又不是单独、孤立的,它总是和某些东西牵扯在一起的,比如说欲望催生了战争,而战争又无限延长了欲望的实现。没有德光的三次娶妻就没有金晓慧、阿香的苦苦等待和金顺子、永康等的漫长的寻找。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德英阿的乱伦企图,就没有阿香后来的命运,一切命运的结坎都是相互勾连和互为因果的,这里充满了诡谲和宿命。它们的生存过程既是对这种宿命的顺从,也是对这种命运的抗争。顺从是指每一个统治者都可以规范它们的生活,并使这些边民们来讨好自己,德光、阿香、永康等人必须在他们的治下生存;抗争是指又不甘于这种命运的安排,他们试图通过冲撞来改变自己,实现自己的追求。比如德光、永康等均组织过叛乱和谋杀,德光总是要回归故里,永康总是要寻找到父亲等。表面上看,是战争支配了人们的命运和制造了人们的苦难。一百多年的边疆史,是边疆城头'大王旗'不断变换的历史,每一次旗帜的变换,都伴随着战争和杀戮。伊犁府的将军换了一个又一个,英俄的领事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边疆移民们所遭受的痛苦'父子不能相见,夫妻不能团圆,有家不能回,生命随意被弃置。虽然有时旗帜的变换并不意味着改朝换代,但不改朝换代并不意味着不改变人心,加之外国势力的介入,这种改变的力量却愈发强大。作者在历史转换上并不停顿,一气呵成,看似那么不经意和一笔带过,但却显现了这种战争和由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寻常性,也就是说战争和苦难已经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但深层次上,这种苦难似乎一开始就笼罩在神秘的氛围中。这一刻开始于梅芳对总管府的背叛,或者说开始于孟琼带着自己的儿子安庆去剿灭狐狸的时候。梅芳和德英阿的儿子德光虽然子承父业做了翻译,但身为中国人又始终在既得利益和回归故乡间焦灼不安,备受折磨,以至于最后靠酩酊大醉来麻醉自己,以此获得心灵的解脱,但他能解脱得了吗?同样,德光的妻子们,比如阿香、金晓慧也没有逃脱此种厄运,它们的儿子金顺子、永康和德海也更是如此。作品中无所不在的狐狸似乎正是这种宿命的指使者和见证者。也就是说苦难成了他们摆脱不掉的事业,就像西西弗的石头。但加缪从西西弗的反复劳作中看到了幸福,[i]我们却从这些人的困顿中看到了心灵的磨难。

但在种种苦难当中,作者很显然更着力于对女性苦难的挖掘和叙述。一代一代的女性对苦难的前赴后继的接纳似乎是中国女性一直走不开绕不过的宿命。因为女性的特殊性别地位和他们作为母亲的身份,在历史上、在文学叙述中,她们总是处在苦难的最底层、是苦难的最后承担者。她们所面临的苦难既是撕心裂肺的而又是无以言说的。尤其是在生命的延续上和对世事人心的拯救上,她们是一如既往的伟大。甚至这种伟大掩藏了或者冲淡了她们可能曾经所带来或所制造的罪恶。《秦尼巴克》中的女性形象大多都是有光辉的,立体的、鲜活的。她们为苦难所折磨,但较少为之屈服。孟琼掩藏起丧失了所有儿子的苦痛,接纳和抚养了德光,更主要的是,即便如此更要保持一种英雄母亲的尊严和戍边为国的正气。梅芳的苦难是如何面对自己情欲的迷失和无赖丈夫德英阿的恶行,这是一个裂变式的人物,从上到下都充满了矛盾和自我敌意。阿香不仅要面对在战乱状态的个人生计、抚养儿子永康、德英阿的纠缠,更要面对的是因献身外国人而遭受到的耻辱以及那些所谓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对她的抛弃。安娜是一个外国人,她所要解决的是如何在异族文化中的身份的自我确立和以上帝的名义对人世的拯救。与阿香等人不同的是,她不仅要遭受苦难的折磨,她更要为自己、为世人化解苦难。这个形象的亮点不在于她遭受了怎样的苦难,而在于她用善良和宽容来对抗邪恶,她甚至通过某种牺牲来昭示她的追求。如果说,苦难是由于男性的欲望造成的,那么女性则是被迫为这种后果承担责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的苦难具有了更加宽厚的内涵了。



《秦尼巴克》最终的落脚点还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性上,这也许是唤起历史警醒的最终手段,也是人进行自我反观的重要途径。有人说:'对于我们,历史乃是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我们谙熟的,而且也是我们从那里生活过来的。倘若我们不想把我们自己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而要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那么这种对历史的回忆便是构成我们自身的一种基本成分。'[ii]所以,可以说写历史又是在写我们自己。一个人的自身总是在善恶两个方面做出或者正确、或者错误的选择,每一种选择基本上都是为了生存的目的。所以当一种有利于自己的选择对别人构成恶的时候,人性的悖论和复杂性就体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悖论和复杂性不是体现在善恶两端,而是体现在善恶在不同情境下的识别和确认。《秦尼巴克》中不仅处处充满了这种人性的悖论,而且在这些悖论中,又常常是恶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凸显。换句话说,小说从头到尾都被人性的恶和历史的恶充盈着。但在这当中,又会偶尔看到人性的光辉。比如当永康历尽艰辛带着带着胜利的荣耀重回故乡,他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放弃复仇,放过张涛,放弃朱静。要么就报夺妻(未婚)之恨,杀死张涛。也许前者是理智、是情感,后者是欲望、是放纵。永康选择了后者,他以革命的名义杀死了和朱静生活多年的张涛,并娶朱静为妻。或者说他以善的名义满足了私人的欲望。在这里,人性的恶被胜利者的豪情所掩盖。永康后半生不断遭到朱静等人迫害的苦难由此开始。应该说在《秦尼巴克》中到处都是这样的人物,表现在每个人物身上,只有程度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孟琼庄严刚毅的背后是残忍和冷酷、德阿英的下流无耻的背后也多少有些真诚和机智、朱静对永康的报复多少也是因为她对张涛的热爱,即便是后来宣传大爱的安娜也曾经是以侵略者的面目出现的。几乎每个人都处在悖论境界之中。

为了使历史叙事走得更远和更像历史,傅查新昌没有对那些人性的悖论做出直接的道德判断。他几乎不去指责任何一场战争和任何一个人的行为,他几乎不对任何一个人进行抒情或发出感慨,他冷静地叙述战争、苦难和死亡。在他看来,'一个个人物个性的构思孕育并不是按照某种作为善或者恶的样板,或者作为客观规律的代表的先验存在的真理,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建立了有他们自己的道德体系、他们自己的规律法则的一个个自治的个体。'[iii]这些人物都有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生存法则,正是这些逻辑和法则才使他们那样生活而不是这样生活,并形成了自己的'自治个体'。但这并不是说作者放弃了道德本身,安娜的救赎努力和永康对仇恨的消解就是作者对自己和对读者的善意提醒。他希望这里的道德判断应该由读者说出。在作品的最后,我们从永康苍老的双眼中看到:'他那充满无望的悲观情绪彻底消失了,力求从心灵深处酝酿真情,殷切希望这样可爱的生命,从这个葬礼般地震的早晨,一代接一代香火不绝,安然无恙地活到另一个遥远的早晨。'这就是他通过历史对我们现实的祈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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