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察人类的生存焦虑
'读傅查新昌的长篇小说《秦尼巴克》
黄向辉
我是通过我父亲认识傅查新昌的。在我父亲眼里，傅查新昌是一个值得让人期待的具有探索精神的前卫作家，他的明晰和清醒，他的困惑和孤独，他的文学能力，是我们全家人都有目共睹的。在这里，请允许我在更抽象的精神领域里进行思想的冒险。他的长篇小说力作《秦尼巴克》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人类生存焦虑的一面境子。即使他笔下的边疆移民在突然无望、困惑和孤独的一次自我存在的探险中丧生，但他们的坚执与精神是不会磨灭的。傅查新昌的特殊传达和全部思想，无论我们接受与否，也无论是他的诗歌和散文，还是他的小说和文学批评，只要我们想剖析他关注的人性因素和现实人事的某些荒诞属性，都应该参照边疆移民的生存状态来阐释他的审美意识。
他的长篇小说《秦尼巴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联合在第十六届全国书市推出后，立刻吸引了诸多评论家和众多读者的眼球，这标志着傅查新昌的先锋性、边缘叙述及卡尔维若式风格的正式确立。把握这部诗史般全景式的经典作品的精髓是困难的，因为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故事情节极其复杂，以及象征、隐喻、暗示和反讽，留给我们太多耐人寻味的文化符号，以至于我们无法用传统的审美标准对它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解释。所以，任何一个理性主义者都不能全面涵概它所表达出的丰富内容和深刻思想。
边疆移民的一种不可名状的使命感
与《毛病》和《时髦圈子》没有两样，傅查新昌的《秦尼巴克》的创造和深刻寓意，同样在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恐怖，他的创造和表达是勇敢的，也是冒险的，透过他那典范的勇气，可以看出他为一种谨慎的勇敢，付出了文学探索的沉重代价。傅查新昌的叙述语言是后现代的，透过文本表层，让人感受到抽象而复杂的隐喻和象征，这种谨慎的人文态度，直到百年后还对人们有益，他给我们传达的是我们随时可以加以吸收的生存焦虑和人生经验。
华东师大教授、著名批评家吴俊说：'从《秦尼巴克》中，你能读到一股坚硬的边疆人承负生活的严峻和残酷，感受到世俗的人性冲突，悟出几代边疆人的忧患、孤独和坚执。在当代长篇小说中，还绝少看到这样不可屈服的精神，以史诗般的力量洞察移民的流动性使得一些底层的人进入高层的游戏圈，把原始的、魅惑的、感受丰富的人性，放在美丽的江南之外的边疆熏陶，使狂暴的力量转化为柔顺的爱情。更魅人的是，这本书以异常深沉的残酷之美，期待着有悟性的读者。'面对边疆人的死别、忧郁、修复、苦难、战争和世事沧桑，谁的心念轻如鸿毛，足以平静地接受真诚的衡量？他的叙述既没有过度场面的渲染，也没有主观的感情色彩，只有他注重的边疆移民的意识和肉体的实际经历，他的智力范围，一再表明个人经验的重要性，并用一种孤独的气质，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固有的恐慌心态与生存焦虑。
当一个普通读者看到《秦尼巴克》时，他会有什么联想呢？也许他可以试试看，去问傅查新昌新疆近代历史真有这么复杂；或者问任何一个新疆人，他们看完《秦尼巴克》之后会联想到什么。他会发现大部份人的回答是消极的、反面的。这是因为整个社会已被误导，过分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人们的眼球一直被另一些光环所吸引，而忽视了傅查新昌的存在。这种文化气氛给不擅社交的傅查新昌，造成了不小的生存压力，甚至因而一个不朽的灵魂成长，长期不被文化权威们的发现。
对一般人而言，《秦尼巴克》的核心问题，就是诸多人性的问题，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活的对抗，或者可以说是困惑对抗困惑。傅查新昌为我们所作的最可贵的贡献，是把人性的苍白无力和荒诞属性体验到底的决心。在《秦尼巴克》里，一代又一代边疆男儿战死疆场，锡伯营成了寡妇营，而荣辱不惊的母亲们和妻子们，为我们承担了所有的灾难和不幸。安班家族被皇帝奉为'英雄家族'，这个无辜的英雄家族的消失，是一个国家的悲剧，而他们实际上对腐败的皇帝一无所知，只是代表着'边疆英雄'履行保家卫国的使命。出于生存的无奈，德英阿铤而走险，一生都奔走于他热衷于翻译的个人主义之路，而他的长子德光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他激烈地表示抗议,甚至要求向英国外交官求助,但他最后从一个边疆英雄沦落为麻木不仁的酒鬼，并对一个美国记者说：'不，我现在不想国家的事了。'这是边疆人性格中荒诞自我的第一次表露，是个人的困惑被来自现实社会的困惑征服的一种消极表现，也是后来由据理力争到妥协退让的转变的伏笔。理想均衡的人，应该既可在人际关系里，也可在兴趣中求得人生意义，但他童年的经验、遗传因素和其他许多历史因素，在他寻找生命意义时，转向孤独和麻木。傅查新昌是用象征和寓意的方法表现边疆人所处的孤独与生存焦虑，人一旦有归宿，无论归宿社会还是集团，都会丧失自我价值的存在。
从故事美学角度来讲，德英阿尽管一再强调自己无罪，他还是受到了好玩之心的判决的威胁，从一个困惑到另一个困惑的灵魂动摇，对存在的焦虑，甚至可以说是存在的徒然无望，激情满怀地与众多寡妇偷情，并靠寡妇赠送的礼品发了横财，还给沙俄侵略者'出主意'。与此相反，他的长子德光开始产生了一种无可名状的负罪感，并且做起了要洗脱罪名的心理准备。然而，这个表面上丝毫没有限制他自由的家园，已经俘虏了他的思维意识和日常行为。
一开始，德光那理性的人格力量是强大的，没有被大于个人困惑的现实困惑征服，这使他寻求的理性一直伸展到对手（沙俄侵略者和中国皇帝）那里，并没有为别人的意见所蛊惑。毫无疑问，《秦尼巴克》里从多人物的种种行为，都象征着抽象而复杂的荒诞现实：每个人都有生存的希望，这种希望似乎伸手可得，但是真想得到时，那希望又变得可望而不可及。德光为了打击沙俄侵略者，投奔英国外交官，但他后来非常理智地警告自己说：'祖宗的，原来英国人也在干一桩不要脸的事。'这是德光作为无辜的受害者，对现实的非理性的忿满和反抗，也是一个身处逆境走投无路的边疆人趋利避害的本能。在现实不断地侵蚀自己的生活的威胁下，做出理性的反抗，并在不断地侵蚀而来的生存捕斗中，绝望地发现了现实世界的荒诞性和非理性。傅查新昌着力表现边疆人与恶势力搏斗的精神运动，寓喻个人在混乱社会的渺小、困惑、无奈、孤独和焦虑，传达了人与动荡社会的疏远，陷入孤独和绝望的生活，暗喻大清帝国的社会异化、人与人、人与社会互相不沟通，处在一种绝对孤独的抽象世界里。
傅查新昌在边疆找到了自己的写作领域和文化背景，他塑造的人物不论是野心家的形象，还是丧失自我的普通移民，都作为构成混乱现实的总体，构成理性世界和非理性世界，即外部的现实和内部现实的双重冲突与异化。但他们没有被双重地封锁在现实的秩序和自我意识的内部，还是顽强地挣扎着表现自己的精神。芙蓉对侵略者勃列日斯基将军说：'如果官老爷想娶我女儿，先叫我阿妈！'而铁匠奶奶忍不住说：'德光和素花睡过这一夜，就算我们女人打了一次胜仗'。德光并没有恐惧，原本婚后以投靠英国人来改变命运时，摇身一变成了英国人的雇用翻译。命运的不可确定性，就是人性的不稳定性，除增加了他的生存忧虑外，更主要的是控制了他的自我神经。他几乎条件反射似地对反抗沙俄和清朝、领事馆事务感兴趣，接近一切可能给予他这方面信息的人：史密斯、白彦虎、金晓慧、马格特尼、外交官太太、那音芝、他的三儿子德宝，他不遗余力地想要争取到每个人的帮助。到最后，他的反抗开始转换，从理性到非理性，从自信到恐慌与困惑，所以他的存在有了一种不可名状的负罪感、危机感和失落感。
在八旗制度化的锡伯营里，过分强调某一种生存理论或某一种生活模式，以致于把它理想化和偶像化，对于社会及个人都是弊多于利。漫长的反抗毫无进展，每个人似乎都谙熟政治游戏的内部程序，但没有一个人能给德光任何清晰而明确的答复，大家对战争的恐惧已经到了驾轻就熟的地步。德光的儿子永康是个追求生命意义的人，他有喜悦的性情，温和的感性，天生较喜欢静处，不好活动。复仇，一种可以化仇恨为活力的热情，使他随时都有寻找父亲的冲动，当他走出家园寻找父亲，经历各种战争时，他也不觉得自己的心智有任何衰退。依据边疆人的标准，他是个富有的人，他也的确富有，因为安娜一直热心相助，使他能卸除最违反他的志趣和脾性的牵累。自从他被马仲英的兵俘虏后，就开始认真地考虑起战争是为谁而打的。'日他哥，这是哪个国家的兵撒？'尔里连长说：'咋都是苏联人撒？'当永康设想战争可能带来的所有后果时，他已经从梦中惊醒，心喜自己得以苟免，并且大呼谢天谢地，让他保有他原来的自由，所以他对俘虏他的省军长官说：'我就是长官的屁，请长官把我放出来吧。'这在边疆移民的个人困惑上，又蒙上了来自混乱社会的困惑，他们被这种荒诞的困惑重重包围着，他们的存在有了不可逾越的界限。在另一个层面上，德光和金晓慧的儿子金顺子认识到必须站出来为母亲辩护，尽管攀耀南可能会对他有所帮助，但他始终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怎么样，因为真正主宰命运的裁决权的人，像海市蜃楼一样遥不可及。金顺子最终还是迈出了对抗的这一步，被他的姥爷极力举荐为攀耀南的职业杀手。在攀耀南同逃窜到新疆的白卫军低层军官的对话中，金顺子仿佛又发现了新的困惑，攀耀南并不主张'采取有意义的行动'，他认为那是'升官发财的事。'看到姥爷在政治家面前判若两人的奴颜媚骨，金顺子又陷入了比戴上镣铐更不安的煎熬之中。
不论是德英和德光，还是永康和金顺子，都已经被一种来自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强大压力逼得走投无路，他们原本有序的生活完全被自身以外的现实打乱，已经变得神经紧张，整日提心吊胆，既怕自己的'罪刑'会引来杀身之祸，又怕泄露了自已被利用的事实。但他们仍然有坚执的生存能力，也常常能专心工作，但他们始终没放弃凭自己的反抗力量，更顽强地为保卫祖国而作无休止地奋争。可以看出来，傅查新昌凭借其超众的想象力，注重并强化生命意识，他的文本风格与他的超前的思想是相关联的，他主张的文本，不是与作品内容无关的、静止的文本，而是经不断探索创造出动态的、充满人性细节的、强有力的、适应描写混乱现实的文本。他的小说，无论是短篇小说还是长篇小说，都通过这种生命意义运用必要且充分的叙述话语，来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他的想象机能。
这部小说，从一个遥远的早晨开始，到另一个遥远的早晨收场，近乎崩溃的永康从一个婴儿那里得到了临终前的告慰：'看着这个纯洁无邪的婴儿，他那充满无望的悲观情绪顿时消失了，力求从心灵深处酝酿真情，殷切希望这样可爱的生命，从这个葬礼般地震的早晨，一代接一代香火不绝，安然无恙地活到另一个遥远的早晨。'在边疆，多少生命像一条狗似的被杀戮了。永康那具有主动反抗的人格力量，最终转换为被动的虚荣心，以致麻木不仁，这种表达暗示着什么？简单地说，傅查新昌运用了独特的象征技法，让读者从中获得某种新的领悟，这种象征的独特性与哲学思想也有密切的联系。具体地说，他的象征、比喻、隐喻、暗示，采用了边疆的、司空见惯的事件作媒介，而且是通过他的思想来创造的，从而真正充分地发挥象征的效果：没有惩罚，就没有逃亡的乐趣。
并非是对英雄主义的最后辩护
在现实的背后还有梦幻，在理性的背后还有非理性，写这种事实与意义差异和矛盾，就是在读者心中激起的荒谬感。傅查新昌的每一篇小说都表露了这种每个人都因他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心态，特别是描写边疆移民思考自己怎样对抗厄运尤为明显。边疆人自己建设和享受的家园，却反过来被入侵者控制，把边疆人变成为非人格化的工具。而一些政治家仍然进行着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外交官、野心家和军阀们仍然像苍蝇一样叮咬着这溃烂的褥疮，德光和永康用生命的代价换来临终前的那点'人性的亮光'，那扇'打开了的人性之窗'。傅查新昌通过他的《秦尼巴克》向我们传达了一种非理性意识：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完全缺乏与他人可共有的存在的东西，表现了复杂的社会里，任何人都可能有某种程度的异化，因为一般相信正常的东西，有时也不得不怀疑那种不正常性。傅查新昌通过人文态度和情怀，来反映人在充满异端行为的社会里，寻求能自由地参加社会的正常生活，不断地探索人所生活的世界，他笔下的悲剧人物是社会扭曲的反映，他的表达不是在对英雄主义进行最后的辩护，在他的绝望深处，回响着人类存在的希望之音。
这种弥漫着人性气味的表达，从抽象到认识，依存于傅查新昌的思想、文本结构和语言风格，同时他的思想也依存于他的表现，而表现又是认识的形式，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傅查新昌的《时髦圈子》中，不肯向生理极限低头的文化人，为了坚定对文学艺术的信念，一意孤行地选择忍耐，最终像一只困兽一样被腐草掩埋了。在外界强大的斥力和内心涌动的渴望交织的矛盾中，小人物往往会面临这样的处境：要么妥协，像狗似的生活；要么献身，以死来抗争。无论选择哪一条路都注定是悲剧。正如他在《失衡的游戏》一书中所说'实际上，社会一直在进步，人的情感、爱欲、友谊和梦想，有其固有的恒定结构，以特有的自然属性，适应着社会的发展，而体制是主导结构，人人的幸福，受体制的习惯性局限。错误地来到这个世界和不想存在的矛盾，以及与生俱来的责任和个体不想肩负此种责任之间的矛盾，这两类矛盾总是必然地斗争的，而在我的道德世界里，这种斗争只有最可悲的结局。'①
陈忠实读完《秦尼巴克》后这样说：'傅查新昌的先锋性、学识、探索精神和文学能力，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鲜见的。他的这部小说为理想激发，对边疆移民遭受的苦难，做了明晰而透彻地描述，并以深刻而同情的人文态度，洞察了人类共同的生存焦虑。正是这一点，这本书具有了普遍意义和史诗的气派，组成这整体故事的《秦尼巴克》这个书名，也令人值得回味，超越了地理和主题的现实局限。'对人类经验的充实最有贡献的人当中，有些人却对人类的福祉特别没有贡献。我们可以说，一些大作家都以自我为中心，或遗世孤立，或痴迷于自恋，较专注于自己内心的活动，很少关心别人的幸福。对傅查新昌而言，获得某种新的领悟，或有所发现时，是最有意义的时刻；在这种时刻，他即不是绝对，也大半不是独自一个人。天才作家虽然非常稀有，但是创作者也是人，也有与我们相同的需求和愿望。因为他们在作品里留下了人类思想和情感的记录，所以他们以醒目的形式成为人类奋斗的榜样，我们凡人虽也经历同样的奋斗，但却不受注意。
人生如果需要价值，爱情和友谊当然是重要的成因，却非唯一的幸福之源。而且，人总会随着岁月而改变和成长，到了老年，人际关系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也许是大自然善意的安排，使人在不得不与至亲死别时，不至于是那么痛苦。无论如何，人际关系总有'不确定'这个因素，因此就不应该被理想化，不应被视为达到个人满足的绝对或唯一途径。永康的后半生不愿屈辱地活在政治游戏的愚弄中，他用生命和鲜血揭露了专制与暴虐，在阴云笼罩下的现实中，没有一点存在权和人的尊严。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把永康终日的惶惑不安单纯地理解为是对人性恶的妥协和投降。如果是这样，他何必要在批斗会上触犯众怒、一再斥责官僚机构内部的腐朽无能、草菅人命呢？又何必放过溜须拍马的最佳时机而和李静复婚呢？他始终不肯屈服的原因不正是他相信自己是无辜的吗？只要他心里还有这个信念，只要他一天没有混入徐祖华之流靠'党叫俺干啥，俺就干啥'而虚伪地活着，他就不该被划入这个圈内。然而，傅查新昌的《秦尼巴克》告诉我们：像永康这样的人不是不能接受这种现实，尽管他无法接受，也不觉中被理想冲突包围着，甚至被这种现实吸了进去。
诚然，在与威力无处不在却又充满了神秘感的政治游戏的周旋中，永康一再地表现出对存在的恐慌和惧怕，这种渗透在内心每一个角落的恐惧感，一再地给我们这样的误解：永康开始害怕了，他不仅仅是恐惧，而最终屈从于政治游戏的淫威和不公正的判决了。事实上，对同一件事情的正确理解和错误理解并不是完全互相排斥的。他一再地试图洗刷莫名其妙的罪名，他不断地被卷入一桩又一桩的政治游戏之中，企图从中拉近和高高在上的庸官的距离，但这种摆脱困境的本能，是无法持久地抗拒下去的，他的思想和行动，他的无能为力，最终被荒诞的现实分裂与扭曲，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徐祖华象征着暴虐与残酷，在这种恶魔的统治下，小人物是没有尊严可言的，他们犹如行尸走肉般受控于恶魔手中，求生的本能摧毁了任何一线抗争的希望。傅查新昌选取李静作为与永康的对峙者，也是有他的原因的。李静是'有罪的'人中的一员，但又不同于那些穷苦的边疆移民，她疯狂地狡猾，从一个男人怀中到另一个男人怀中，有优厚的收入，稳定的生活环境，相对高的社会地位，这一切促使她不甘心蜷缩在角落里，乞求德英阿的宽恕，她奋力为自己争辩，不断寻求与永康相脱离的契机，最终死于一场大地震。但永康一直保持着沉默，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可能性的沉默的力量'。傅查新昌笔下的人随时被剥夺了生存的可能性，我们只能通过《秦尼巴克》来判断人的无奈和认同，只要我们深入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就会发现他们灵魂里面最暗弱的部分，他们只能被荒诞现实异化。这倒不是说人生是荒谬的，但这是另一个遥远时代的荒谬。
许多普通的兴趣，以及大多数真正创造性的工作，都可以在不涉及任何关系的情形下进行。我觉得，一个人独自进行的工作，以及与他人之间发生的互动，都同样重要。德光属于翻译民族、锡伯族中的普通一员，是这个阶层所表现出来的坚执和勇敢的代表人物，因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而最后的妥协和软弱，经常是傅查新昌小说的主题。《秦尼巴克》里的德光像机器一样连轴转，一生里从未生过病，从没请过假，不知疲倦地用边疆人的真诚和热情来驱赶自己的孤独，以此得到别人的信任。然而一天早晨，他却被英国外交官解雇了，他失去了被利用的价值，于是竟被无情地抛弃了。那种生存的焦虑、痛苦和绝望，来自于傅查新昌对边疆人的深刻洞察，这对傅查新昌和我们都一样，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都促使我们这样说：'我们不能老是这样活下去了。'然而历史的变革很难设想，除非它采取灾难的形式。德光也曾努力过，他也曾期待着灾难会逐渐消逝，一切纯属心理作用，可惜的是，边疆人的心性经验除了给他增加了更多的痛苦之外，没有丝毫帮助，他是永远无法突破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金钱利用关系的。他一度渴望回到温暖的祖国的怀胞中，一直渴望着母性营养能令他再次被家乡接纳，他也尝试着用忍耐和极度的体谅，协助三个不同民族的妻子与家庭，克服他必然会给她们造成的不便，遗憾的是，他的煞费苦心，甚至没能赢得妻子们和儿子们的理解。这种徒劳无功的努力与永康不幸的'寻父过程'，都是傅查新昌极力所表现的现实社会的荒诞属性，他对苦难的定义似乎不遗余力地影响了他的小说世界。在他们遭遇各异却同病相怜的经历中，我们又一次听到了傅查新昌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受难是这个世界上的积极因素，是的，它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唯一联系。'②
在《秦尼巴克》里，傅查新昌探讨了苦难与人类关系的意义，小人物的生存焦虑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又是极为特殊的一类人，评论家们为这些人物保留了一个专有词'异化'。但在傅查新昌的作品中，'异化'就是一种事实，可是某些人从来没有对这种'异化'有过清醒的意识。《秦尼巴克》里的众多人物，虽然可能没有加缪笔下西绪福斯为荒诞献身的悲壮，也没有普罗米修斯献身的无畏和崇高，但作为坚执的边疆人，一个个真真实实的人，他们已经表现出了勇毅、坦然和果敢的多元性，以及实现的不可知性和复杂性，这些都是荒诞的极端。所以，德光因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动摇了，甚至因不能改变一点点社会秩序，他的激昂很快就淹没在这样的不稳定的人性激流之中：不管多么违背自己的意愿，他也应该委屈求全，他要懂得，各种庞大的政治机构正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会冒摔跟头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政治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充作用而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它一点不会改变个人的命运，相反，还很有可能是更加僵硬，更加警惕，更加严酷，更加残忍。
这种个人与各种庞大的政治机构抗衡的遭遇，使我们又联想到了《秦尼巴克》中的另一个悲剧人物永康的遭遇。永康与他的父亲一样，也遇到了来自于社会最高统治机构的折磨和摧残。他千方百计，使尽了浑身解数只为获得生存的权力，但是无论他使用什么方法，无论他的心情怎样迫切，怎样把'心都交给组织'，但组织的门始终是禁闭的。这部被誉为最具有诗史气派的作品通篇都弥漫着残酷的、梦魇般的气氛，几乎每一页都能读到有人死亡，或者正在死亡。由此看来，像许许多多永康一样的小人物们，不仅仅具有软弱无能的一面，他们身上同样具有对理想的追求和对现实的抗争的一面。这种孕育在绝望中的希望，正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丑恶本质的有力抨击。傅查新昌把理性放在恰当的位置上，然后通过永康这样的人物，向我们描述了他们不是天生脆弱、无能，难逃不幸，而是通过外来的困惑和灾难，让永康渐渐加以麻木，又让他们思考如此可悲的命运，并与其进行无休止的抗衡，最终以可笑的失败而告终，这使我们看到世界不是绝对理性的，也并非完全非理性的，所谓的'灾难'不就是人们借以回避自己的渺小、孤独、贫乏、低能和空虚的一层掩饰吗？所以有人些评论家说傅查新昌总是'剥去了生活闪光的外衣，暴露出它最惨淡，最残酷的特征'。③
面对残酷的新疆近代历史和社会现实，傅查新昌并不是怀着一种荒谬的热情，让他笔下的荒谬的人死亡或失败，他希望他笔下的人活下去，不让他们放弃他们的任何信念，也不让他们消极沮丧，而是专注于人类那种集体无意识的喜剧精神，灾难现实直接地侵蚀他们，异化他们，最后对荒谬的迷恋使他们'超脱'，让我们体验到他笔下的人物像野人一样天真。《秦尼巴克》中的永康之所以锲而不舍的想要进城寻找父亲，德光之所以不懈地寻求帮助，德英阿之所以义无反顾地沉迷酒色，不正是他们在反抗社会对人的异化吗？他们抗拒这种巨大权势的垄断，他们不满于如虫兽一般任人掳掠的生活，他们要勇敢地追求正义和真理。也许这种论述会招致非议，认为这群小人物不过是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异化的产物，他们在动荡的社会中没有精神依托，彼此缺乏理解、关爱和信任，因此他们所谓的抗争是不足为奇的，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如果没有他们的牺牲和受难，如果没有这些诚实、善良的小人物的无奈和无助，我们又怎么可能阐释'我们也在被异化'呢？我们不正是踩着他们血淋淋的尸体在向前走吗？他们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批被'异化的移民'的典型，他们承受了'地理性灾难'或'政治性非人'的命运。傅查新昌曾经这样说：'一个人独创的智力瘟疫，能给多少人带来启示？活着就是历史，用不着在被岁月烧黑的记忆中寻找安慰。谁在经历着春天里的严冬：冷酷的城市，癫醉的老板，嗜血的妓女，在暗夜里敲不响一扇庇身的门户，而惩罚是人类文明的另一种忧伤。'④
傅查新昌以小说形式表达他的思想这一事实体现了一种骄傲的胆识。这并非消极无为之举，而是对人类思想局限的颇有反抗意味的承认。诚然，他觉得有必要对自己小说中的思想作一番非哲学的解释。他的《秦尼巴克》就起到了这种作用。对于《秦尼巴克》的艺术价值，新疆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黄川这样说：'事实上，在中国小说史中，这是第一部描绘新疆近代史的大书，从本质上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作者从一代又一代边疆人的失败，以及这失败造成的种种后果中，得到了创作日益巩固的经典作品的土壤。书中的人物，总是由突如其来的或从世代的禁锢中，渐渐宣泄遗传下来的传统、环境和情欲，引向悲惨的结局。读这样的书，我们需要经历一个心理承受过程，因为作者用人性细节来审视了生活环境、民族习性和社会组织，给人一种心灵在场的阅读感受。'马克思曾作出过这样的解释：'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是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傅查新昌却创造了德英阿、德光、永康、金顺子等一大批被异化的边疆移民形象，用小说的方式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移民情结'的最初之门。他曾在给我发的短信中这样写道：'不断变化的生活纽带，渐渐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哪里，我们已是不得而知的。我们就像物品，而物件却不像活人。'⑤
个人对社会和恶势力的反抗也是微不足道的，它只能像狗似的、头无力地颓然垂下，鼻孔里也呼出最后一丝摇曳不定的气息。当然仅仅用这种角度来阐释《秦尼巴克》稍嫌单薄，我们应该看到'野心家'和'政治家'虽然是一种权威、一种制度的象征，但它同时又可以理解为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种不可摧毁的聚合物。皇帝高高在上，控制着一切，没有人可以超越他、把握它，边疆人屈从于他就好像肉体屈从于灵魂一样，没有人可以解释，甚至没有人敢去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理解德光和永康的抗争，我们是不是可以以更宽容的心态看待他们无望而又不懈的反抗呢？他们的反抗是无济于事的，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似是而非的'敌人'；他在明处，而'敌人'在暗处；他弱小，而'敌人'强大，坚不可摧；他孤立，而'敌人'拥有无穷无尽的信仰者、侍候者，其中最可悲的莫过于他有形而'敌人'似乎并没有实体，连对手都不知道的抗争怎么可能胜利呢？堂吉诃德尚能挥舞手中的长矛刺向臆想中的敌人，追寻中世纪武士的梦想，然而德光和永康作为一个无辜受害者纵然将刀子该刺向谁呢？是无能的皇帝还是另一个假想的敌人？
这部梦魇式的描绘边疆移民的长篇小说，好像一部侦探小说一悬念迭出，每当你几乎要寻出真正的凶手时，便会陷入另一个悬念中，自始而终不曾露出任何一个破绽，使你总是在即将靠近它时发现它又远在天边外。傅查新昌惯于把人物抛入这样一个迷宫里，在不断地循环往复中，让你感觉到他的存在愿望、寻找自我价值和抗衡的混合体，你把你自己与别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觉得，永康这个人物的抗衡是不应该划上句号的，因为他种种行为意在从多元角度或侧面提示了政治游戏的荒谬本质，也使我们体验到了生存的焦虑、孤独、困惑和苦难，在边疆经受身心的煎熬，咀嚼死亡的滋味。
博大的母爱与女性的阴柔之美，在《秦尼巴克》里描绘得极为成功。对诸多的女性，傅查新昌投入了前所未有的情感，特别是对素花和安娜这两个母亲，情感内容极其丰富，博大的母爱，女性的阴柔之美，给人一种力透纸背的内涵。傅查新昌曾经说过，他写灵格尔和她的五个儿媳妇的不同遭遇时，远不止一次地、情不自禁地流了眼泪，甚至无法进行写作，一个作家的社会良知和责任感，在这部小说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体现。
就《秦尼巴克》而言，傅查新昌采用的写作技巧，看上去是非常传统的，采用了平面叙述方式，但他却以独创的叙述形式，首先处于现实或人性细节的内在过程，描述了极为抽象而复杂的社会现实。然而，从某种角度来说，傅查新昌也像法官一样，只能用语言和概念，来为我们建立了这种与现实的联系，而这一现实就是一个迷宫，你一旦进去就出不来，或者说，你想进去也进不去。这就是傅查新昌的人生苦恼，他在纷乱中却心平如镜，现实社会很复杂，有时不可理喻，这或许激怒了他，但同样也能使他得到安慰。人的非理性只是一种消极的行为表现，而傅查新昌寓意了博大的意义，这与他的哲学思想俱来。傅查新昌是写不可企及的超然存在的小说家，对他来说，字宇间充满了我们无法理解的信号，人生舞台布景的反面呈现出另一个天地。
文学博士李建军在给傅查新昌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就你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创作，与你所处时代的关系而论，当代能与你相提并论的作家是十分罕见的，特别是你的批评勇气至关重要，因为你的困境就是我们共同的困境。'⑥
注：
①引自傅查新昌和黄向辉的文学文学批评集《失衡的游戏》第3 7 页，学林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
②引自傅查新昌在上海海事大学的文学演讲稿《在古老的旗帜下》第三页，2006年3月。
③引自傅查新昌在新疆大学的文学演讲稿《从虚无到长久》第八页，1999年4月8日。
④引自傅查新昌长篇小说（《时髦圈子》前言）第三页，花城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
⑤傅查新昌于2006年1月3日给黄向辉发的短信。
⑥ 引自文学博士李建军给傅查新昌的信，2005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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