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作家中，傅查新昌无疑是一个特殊类型的作家。他出生在伊犁一个没落的地主家庭，从小就会说维吾尔语、哈萨克语、锡伯语和俄罗斯语等多种民族语言，长大后从事过教师、警察、记者和税收等工作，这对以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厚的个人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大量文学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创作的，不论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文艺评论，都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引起了国内读者和学者们的关注。 傅查新昌在首届中国西部文学研讨会上这样说道：'作家对心性经验进行阐释时，不是依赖地域概念，而是靠心灵在场的写作状态。写作纯属个人的事情，不需要任何人给作家施加来自现实人事的压力，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本身分歧就很大，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地域和教育阶层，他们各自的信仰、信念与趣味都有很大的差异，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某种统一的思想强权，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整合起来。就文学共同体而言，最大的差异在于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文学观和审美趣味大相径庭，他们之间很难找到批判精神，这不仅仅代沟问题，是源自不同的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利益期待。'这说明他是直接以心灵来感受世界，而不是从原则信条中认识世界的作家，他后来的小说、诗歌、散文、文学评论，都表明他不仅关注文学这个大的概念，同时还关注社会哲学、生命哲学、人类文化学，他近几年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甜蜜的家园》、《父亲之死》、《人的故事》，散文集《我就这么活着》、《地皮酒》，长篇小说《明净的地方》、《毛病》、《时髦圈子》，文艺评论集《零点思维》，曾在文艺界读者中引起较大的反响，尤其在新疆文艺界，他的散文作品曾蒙受过极其不公正的猛烈抨击。这种被抨击的现象本身就象征着一种、现代文化。
'在他走向创作的高峰时期，他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文学斗士，一位雄辩家，激烈地批评传统的创作方法，并为新一代的中国作家辩护。 1997年新疆文艺界曾掀起一股'玉米使者'热。作为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的萃录，《我就这么活着》反映了傅查新昌在现代价值观念急骤变革的文学立场摇旗呐喊的精神风貌。在文学艺术表现方面，傅查新昌也是一个大胆的试验者。他笔下的小说世界，与生活真实不一定具有相似性，因为他追求的是反映精神实质与人性细节的'神似'。为了把握人性冲突、生与死、爱与恨的深刻主题，他常常有意使现实人事加以变形、扭曲和夸大，并突出其中的多种人性因素，使读者在一个特定的审美角度，在强烈的人性冲突的颤抖下，看到了习以为常的生活中令人惊骇的一个又一个人性方面的身体表演。他在挖掘人性细节方面，也达到了新的深度，并尝试过各种写作手法，试图增加作品的层次感和逼真感。显然，他在文学创作上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多元交叉的影响。在接受方面，他呐纳百川，涉猎很广，尼采、柏格森、康德、福柯、弗洛伊德、萨特的著作，普鲁斯特、乔依斯、福克纳、卡夫卡等作家的思想和作品，他都有深刻的研究，以此提升了自己的认知能力、审美能力和创作能力。
'1999年4月8日，傅查新昌以《从虚空到长久》为题在新疆大学的演讲中，他说：'在当代中国，那些垃圾作家和垃圾作品在我们眼前堆积如山，这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世界上未曾有过美好的东西，而那些垃圾作家却渴望一夜之间将成为独特的精神领袖。那么，对我的写作来说，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我只能给自己提出自我扩大的写作任务，渴望成为一个从来不重复写作技巧的作家，并且梦想成为一个天才，写一部天才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个梦想，如果我没有超人的智力资源可供自己支配，我就不会选择文学来无情地折磨自己，浪费自己有限的生命。'他把一些现实主义作家贾平娃、余秋雨、周涛极尽嘲讽之能事，界定为垃圾作家。从文学理论来讲，这些批评的确公正客观，富有学术性和挑战性。事实上，傅查新昌确实具有'问题意识'，当他以现代性的目光审视这些作家的作品时，把他们的创作成就视为'特殊的时代错误'，是特殊的抒情时代成就了他们。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这些作家本身仍有其辉煌的传统价值，只是犯了一个集体主义乌托邦式的时代错误，他们所持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表现手法，已经无法表现现代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尽管他的批评很尖锐，或者说是针锋相对，毫不客气，但他对老一辈现实主义作家仍然保持了来自文学方面的敬意。他评价巴金是'人生态度最富有魅力的中国作家之一'，对老舍、林语堂、胡适、梁实秋等作家都不无崇敬，尤其对同时代作家莫言、余华、格非、张承志等作家特别关注，称赞他们的探索精神，这些评价使人们领悟到，傅查新昌对文学传统并无势不两立的仇恨，他骨子里所厌恶的，只是妨碍了他的文学探索和自由书写与言说的当代的'虚假的文学权威的作秀之样态'。
'在世界级现代主义作家中，乔依斯是一个从来不重复写作技巧的优秀作家，从《室内乐集》、《都柏林人》到《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探讨过新问题，并明确地结束了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1922年的冬天在巴黎出版的《尤利西斯》又标志着另一个阶段。'傅查新昌在一次文学演讲中这样说道：'在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到处都存有诱因的当代中国，有几个作家像普鲁斯特那样在深刻、丰富、复杂或广博方面和他相比，乔依斯为了写《尤利西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少吃了多少顿饭，放去了多少欢乐。'不难发现，在现代主义作家们中间，许多像乔伊斯这样真正优秀的作家，都没有把现实主义作家当作敌人，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得益于什么。乔伊斯对古希腊文化传统的继承和艾略特对玄学诗传统的继承，都说明西方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特征在于冲破束缚他们现时发展的传统信条，但他们用以发展自身的力量源泉仍然是从传统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上看，傅查新昌对传统的态度几乎是不自觉的，他确实感受到了在现代人的生活中，人性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尤其对人性的丰富感觉，在那些传统的表现手法中被歪曲了，他必须反对它，必须探索新的写作领域。所以说，不重复写作技巧，是傅查新昌的一种创新的追求，他的这种追求，已使他的作品显示出不同的艺术风格。首先，在反映锡伯族西迁历史的八篇小说中，他根据厚重历史题材需要，采用了现实主义的隐形结构，这与他对传统本身的尊重情感并不矛盾，但透过文字的表象，可以读出他对生与死的终极思考。关于锡伯族的西迁历史，锡伯族著名作家郭基南在他的长篇小说《流芳》中，已经有了青蜒点水般的描写，理想化的、假大空式的色彩比较浓，重点歌颂和表现了锡伯族人民的民族精神和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友爱，而对西迁中的艰难困苦表现不足。而傅查新昌在他的西迁系列小说中，把更多的笔墨放在表现西迁行程的生与死、爱与恨和家园意识，给人一种心灵在场的阅读感受。他理智地对待这个历史题材，为了描述启程前的生死离别，他甚至用原始思维捕捉了一场又一场令人心颤的小说细节，有意避开宠观的叙述，以达到他所期望的故事美学的境界，通过西迁这个内在的历史过程，将哭婚的，带上家乡的南瓜籽的，半途逃跑的，或绝望而自杀的细节，加以变形、夸大和扭曲，重现了遥远的西迁历史（《大迁徙》）；在《跟着夕阳去》和《荒原上的欲望》中，他向读者阐述了饥饿感和死亡意识，通过难产而死的妇女，俄死的士兵，在瘟疫中死去的父老乡亲，同样也通过自杀的或逃跑的反常规细节，把读者引向了更宽更深的生存意义上的精神状态。当然，他在表现这种民族苦难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表现锡伯族民族的爱国和坚韧的民族精神（作品的风格是凄凉、哀婉、厚重的）。
'在傅查新昌的部分中篇小说里，如《黑土地》、《倾斜的风景》、《河边的尴尬》、《老树林子》等，采用的是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表现手法。在这些作品中，作者基本上采用传统的叙事手法，描绘真实的生活细节，把叙述故事、刻画心理、人物对话、描写景物作为状物传神的主要手段。但从表现的主题来看，就像乔依斯那样，更多地选择和描写人物的各种心理和人性冲突（他的长篇小说《毛病》也有这个特点）。这说明傅查新昌无法抛弃他身上的血液和遗传基因，他只能在有限的选择范围中作出积极选择，理智地运用自己的话语权利。 傅查新昌是理智地对待这一时代问题的，他对自己这一代所面临的时代使命十分清楚，他在长篇小说《毛病》中借主人公之嘴说，'这是一个直奔主题的时代'，正因为他意识到这种时代变迁，所以对新的时代充满着感情，这种感情是错综复杂的，充满了怀疑、愤怒和反思。他常说'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没有愤怒'，但他没有像那些头脑发热的探索者那样，无边地夸大自己的使命感和历史功绩。为了准确地把握新时代的世道人心，他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意识流手法，他的中短篇小说，除受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影响外，还受了乔依斯、罗布-格里耶、克络德'西蒙、安部公房、迪伦马特、卡尔维诺等作家的多元影响，但他把这些作家的探索精神与新疆多民族文化融会贯通，独辟蹊径，直达人类黑暗意识的深处，表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转换中人性的本质。
'在《迷迷蒙蒙的田园梦》里，老公公丰鲁扎布因没有孙子，为了达到传宗接代的世俗目的，半夜里常常窜进媳妇巴颜芝的卧室里，强行与媳妇发生性关系，而婆婆却对乱伦行为心领神会，假装没有看见。傅查新昌在这篇作品里，应用乔依斯自由联想、时序颠倒等表现手法，在巴颜芝的潜意识的心理活动中展示了她的不幸的命运。在作品的开头，巴颜芝瞧着乌云布满的天空，联想到天空中的雷可能是对着她的老公公来的，因为老公公正躺在床上等死。并由老公公想到半夜里的黑影，想到婆婆的处世态度，当与黑影一起生下来的白痴儿子阿吉拜出现在眼前时，她更生气，打了儿子一个耳光后，她又想起那个黑影，他钻进她的被窝里说：'你应该给我们生个儿子'；之后，它想到婆婆的身世，想到自己如何受生产队长的引诱，肚子大了，父亲才把她嫁给同样是白痴的丈夫；在作品结尾，老公公死了，但她还不知道那黑影是谁，她还希望那黑影还来与她缠绵。在这篇作品中，傅查新昌避免主观人格的介入，不在作品中评论是非曲直，在意识流的空间里，发挥了自由联想的特点，一会儿现在，一会儿将来，一会而过去，时序颠倒，互相渗透，充分地把人物的潜意识展示出来。在《面临他杀的绝望里》，作品中，'我'在梦幻中与情人相会在葡萄架下，小白蛇钻进自己的怀里，母亲骂她不要脸，而母亲由于早年守寡，常常在被窝里抚摸她，拥抱她，因此在婚姻问题上与母亲发生矛盾冲突。这篇作品用梦幻与象征揭示了人物的最隐蔽的内心世界。在《人的故事》中，以给儿子送葬为线索，以棺材、送葬、坟地、埋葬、色彩为切入点，充分描绘了主人公的复杂心理和性压抑，以及特殊时代的人格丧失，表现了'我'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残酷斗争所造成的'异化'、受挫的爱情和婚姻方面的悲剧。人物'独白'，也是傅查新昌常用的手法，在《微笑与眼泪》这篇小说中，作者以人物的内心独白贯穿全篇。作品中的'我'，以'我嫁给你已有三个多月了'开头，而后常常以'我时常想'、'你怎么样'等类似句子作为每段的起始句，历数自己与丈夫恋爱、结婚、矛盾的心理过程；又以'你为什么要嫁给锡伯族'、'可怜的玲子'等类似的自我独白，表现朋友对她的婚姻的不同的看法；中间又插入'你为什么不要我？'玉芳怎么样'等类似句子，交待'我'在与丈夫结婚前，丈夫曾经与玉芳有有过一段感情的纠葛。作品就是以这种内心独白方式，揭示人物的内心深处的意识流动的感情世界。作品的情节与结构完全在主人公的独白中给予完美地组织起来。 傅查新昌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成百废待业、万象更新的觉醒时代，是一个朝着更为完整的未来作准备过度的时代。他一方面重笔描绘锡伯族族各个历史阶段的中短篇小说，写大量的后现代主义诗歌，另一面他又认为自己不能局限于锡伯族，对自己在小说中偏重于揭示现代人心灵感受的探索，也同样持否定的态度，承认有些作品显得过于表面化和形式化，甚至过于灵化而缺少物质感。这种清醒的自我估计，使他对写作有了一种人文态度和情怀，显示了他着眼于未来的自我牺牲精神，开始表现自己民族的劣根性，同时他没有把自己视作新一代锡伯人的天神，却冷冷地指出：他只不过是顺应历史趋向的思想者，他承担着破坏、探索、开拓和创作的责任与使命。傅查新昌受《都柏林人》的启示，将自己的家乡察布查尔起名为巴库。在巴库这个地方演绎他们家乡人民的故事。作者虽然没有把重点放在民族劣根性的表现上，但他在揭示民族集体的无意识中，反映了几千年来民族心理的积淀。这里既有民族的进取、坚韧的精神，爱国主义，勤劳，勇敢，又有保守，自私，人性的丑恶，原始宗教遗留下来的愚昧和迷信，以及在时代变迁中出现的种种心理状态。在表现本民族和家乡人的人性时，傅查新昌与乔依斯、福克纳是相似的，坦率地描写一些人物的复杂心理和性行为。正如傅查新昌自己所说：'我非常注重人的意识和肉体的实际经历。'①正确地认识传统，激烈地批判现在，寄希望于发展中的未来，成为傅查新昌在传统之流中迎浪搏击的坐标。他一系列小说作品似乎向我们暗示了，现代人在着眼于现时的反传统时，之所以抛开过去时代的传统价值，是因为他的历史感体现在现有与未来的认识维度之上。傅查新是开始创作的时候正是'文革'结束后的中国现实，也是西方各种文艺思潮被引进中国大陆的时候，虽然东西方文学的同步性决定了两种现代意识的互渗，但从根本上看，他还是扎根于新疆的民族文化心理，所以在在创作上表现出不同传统观念与价值观。他往往捕捉一些变态人物的心理，特殊时代的人性裂变，比如在《解决》这篇中篇小说里，由于阿古古要与老婆奇梅离婚，奇梅怀着对破坏他们家庭的村长哈福和阿古古的情人巴颜花的恨疯疯癫癫地走到村巷，一边朝巴颜花家走，一边高声喊着唱着： 我要离婚去，气死哈福，我要离婚去气死哈福啊哈气死哈福好极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二三四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啊哈我要离婚去气死哈福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冲啊杀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段无标点句子，比较恰当地表现了奇梅在极度的心理狂乱中的思想感情。话中的内容，正反映了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的特征。在《老树林子》这篇作品里，为了表现巴梅因阿吉拜跳神惨死又找不到黑娃所带来的痛苦，作者在她的梦话中使用了无标点的方法： 你叫我在这里安安静静躺着让我就这样躺着等你来。要不然他会看见我但是我不起来黑娃我不会死你说是不是你上那儿去啦他们把你藏起来了吗他们这是犯罪可我像你一样无罪你可以问问你爸爸他不让我出去你上那儿去啦 我们在读傅查新昌的小说时，给我们的感觉是它是民族的、地方的。
'作为中华民族的少数民族之一的锡伯族，他们的声音笑貌，言谈举止，心理特征，宗教积淀，风俗习惯，都是锡伯族独有的，他把我们引入一个座落在伊犁诃畔察布查尔(巴库)这个美丽的地方，那里的老树林，那里的水，那里的村巷，那里的土屋，特别是他的小说人物，都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表现人物的性或性心理，傅查新昌与许多外国作家都有相似之处，然而，傅查新昌把这种表现与他所熟悉的本民族的风俗、宗教心理融合在一起，具有本民族的特色。 面对传统与未来，傅查新昌深感自己作为个人的渺小，甚至一个民族的渺小，因此他曾说过'我的写作没有局限于锡伯族这个名词的表层意义上'的话，这种体现了现代人把握世界方式的自我感受，与国内新一代作家对历史使命的清醒认识，完全是相吻合的，他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扭转乾坤的精神领袖，也决不认为自己能够取代某个文学领域的支高点。这本身就是现代人自知与自信的表现。如果在历史和传统面前缺乏这样一种自知和自信，梦想靠自我虚构的力量去向整个历史传统宣战的话，个人意识难免成为一种虚妄。在这样的心理条件下，傅查新昌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明净的地方》、《毛病》和《时髦圈子》，表现了现代人的孤独、困惑、失落感、迷惘，对现代文化人做了一种准确的描述。他认为现代人忙于看电视，或在电脑上玩游戏，看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了，收音机、电视、电影、流行音乐、还包括因特网，已经构成人们想象性的世界，直接决定着人们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当然也支配着他们的情感世界。因此傅查新昌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文学的问题，他说他的思考大于创作，究竟在思考什么，我们还不知道。 注释： 1,傅查新昌：《答新疆大学学生问》。 (黄向辉：上海海事大学外语学院教师，文学硕士。黄川：新疆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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