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眼下的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巨变,这一巨变因同时构成为中国社会巨变的一部分而显得异常深刻。
事实上,这一巨变已延续了近三十年之久。只是,在进入新世纪后,巨变在悄然加速。巨变不要紧,关键是要有个基本的方向。而此时的中国史学,却失去了度量变动的参照本身,如同茫茫大海中的一叶扁舟,正不知该划向何处。
方向不明,且道路崎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史界情势!
'历史学往何处去?'从'文革'结束后就一直是个问题。最初我们想回到前'文革'时代,很快发现不行。八十年代我们急切地拥抱现代化,'反传统',向往所谓的'西方文明'。九十年代,'西方'虽未淡出,但'传统'却卷土重来,与传统互为表里的'国学'也随之复兴重光。出于对所谓'国学'的向往,九十年代的知识界集体向民国学术走去。近若干年,我们的学风又在调整之中,回归考据的势头有所减弱,'西学'特别是其中的'西方汉学'或美国中国学重又抬头,乃至有成为'显学'的迹象。但'西方汉学'能成为未来史学界的稳定方向吗?回答显然无法立刻作出。
实际上,史学界仍处在摸索和徘徊之中。
史家的天职让我们懂得,巨变的时代,巨变中的史学,需要一份清楚的历史记录,或者说一份实录。这份记录或实录必须要贴近时代,要同'本土化'与'全球化'交相辉映的学术现实共脉动;要尽可能多地容纳大家对其历史去向的望闻问切,尽可能全面地反映人们特色各异和角度不同的病情诊断与症候分析;还要能引领史学走出当下的迷茫,要竭尽所能地寻找中国史学前行的新航向。其中,富有洞察力、穿透力和概括力的审视和扫描必不可少,而基于不同审视和扫描的批评与专深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历史是公正、严肃的,我们不期望所谓的'史学'能够为社会历史有多大的贡献,但,我们却要求史学以严谨的态度记录、叙述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历史以真实和清白。
从某种角度说,史学的治学观迷失,是一个时代最严峻的文化危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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