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虚空到长久》
'傅查新昌在新疆大学演
序 言
今天，面对这么多陌生的面孔，我突然感到很茫然。我感到茫然的是，我很难用社会、文学、政治、心理、哲学和伦理等方面来表述我的思想。我所生活过的地方，我所走过的路，我所认识的人，我所经历过的事情，阳光和大地，以及岁月和时间，创造了现在的我。你们都希望知道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希望知道我究竟写了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即使把我的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一骨脑儿都说给你们听，你们也很难进入我的内心世界，因为每个人都是由众多的因素构成的，所以你们从不同的角度看我这个人，我在你们心目中便会有不同的面目。我今天的演讲搞，是在这样的心理前提下形成的：再过几个月，我们人类就要进入所谓'后工业时代'的二十一世纪了，微电子科技的突飞猛进，影视文化的汹涌澎湃，满街流行的浅薄而粗鄙的大众文化，不得不让我们严肃文学作家考虑文学的生命力和魅惑力。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生活在这样一个喧嚣动乱的现实中心，不得不保持一种非常清醒的灵敏状态。阿尔贝。加缪曾经说过，'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时代迫使我们对肉体周围的世界发生兴趣。'作家和其他人一样，不是为活着而活着，但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作家为什么要写作，为什么为了追求自己宝贵的思想和形象而远离尘嚣？为了文学的使命，我才在毫无演讲计划的情况下，很愉快地接受了新疆大学的邀请。这次演讲，迫使我停止了正在进行的一部有长度的小说的写作，但考虑到文学的使命和一个作家的责任，我乐意而且愿意接受一所大学的邀请。这不是肉体的邀请，也不是金钱的邀请；这是思想的邀请，也是心灵的邀请。我的演讲不是生活手段，而是一种认识手段，也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认识手段。今天，我们在物质重压日益加深的前提下，进行一次心灵与心灵，思想与思想，意识与意识的交流，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个人认为，作家得到推崇并不常见了。所以我根据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写作经历，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一次冒险的演讲。
虚 空
在这一讲里，我要从理性走到理性的深处，用窄化思维意识的方式来谈谈我个人作为一个作家的存在。如果我不这样做，我就很难把我的思想传达给你们，就像一个人走路时必须窄化理智，才能通过马路。不这样做就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件，那还没有发生的事件就是虚空。在收到你们的邀请之前，我今天的演讲也是虚空。我现在已经走到你们面前，我和你们正在共同经历着这个事件，因为这件事已经在这个特定的时间里存在了。我在这里说的仅仅是事件本身。我的肉体的存在，也许与你们没有任何关系，那么我此时此刻最时宜的话题，应该是我的思想和我的小说世界。在很多人眼里，我只写过几篇肤浅而不成气候的小说，属于中国微不足道的作家，却被你们邀请到这里，这对我个人来说，是一个受宠若惊的事件，也使我产生了许多不胜恐慌的感觉。然而，当我真切地面对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内心世界是多么大啊。我的内心世界里珍藏着各种痛苦与欢乐的声音、错综复杂的感情色彩、善与恶的气味、生命与心灵的光、人生的速度、悲欢离合的事件组成的黑色记忆，也包容着我自己的痛苦、欢乐、行为、意念、幻想和死亡的意念未知。所以面对一个从偶然升华到必然的事件，我首先想到了对我产生巨大影响的萨特，又从萨特想到了曾经影响过萨特的海德格尔，最后从海德格尔想到了老子和庄子，他们在诞生之前也是虚空，包括他们的思想和肉体，也是虚空。但是后来，他们的肉体不存在了，成了虚空，然而他们把不死的思想留给了我们。今天，我面对你们，面对我自己，怎样才能把我思想完整地表述出来呢？我想我应该从我的诞生之前开始描述我自己的虚空。那是我们的巴库镇，不是马尔克思的马孔多镇。在我诞生之前，乾隆皇帝的一纸手令把我们的祖先从遥远的东北打发到兵慌马乱的新疆，使他们选择了那片不毛之地，用血泪和智慧选择了地片土地，认识了那片土地，理解了那片土地。二百年以后，我的父亲和母亲，用他们的意识和肉体创造了我，在瞬间的意识的狂欢与肉体的享受中，在虚空中创造了我。那间黄泥小屋依旧那样完整地存在于我心中。我深知那间黄泥小屋就是我特殊的生存空间，一直到七岁，我就在那间黄泥小屋周围游戏童年。你们也许不相信，一直到七岁，我没有看见过人群，没有见过自行车，没有见过汽车，没有说过一句汉语。我生活在一个只有两户人家组成的小世界里，并且相信自己的特殊存在，是高远深邃的天空和大地给了我智慧，给了我无究无尽的幻想。那真是一个令人沉迷的小世界。后来，我才从父亲那里知道我爷爷是一个拥有很多土地的贵族，是解放军没收了我爷爷的土地，然后分给了愁肠百结的穷人。我的父亲，在毛泽东思想的影响下，为了在党的阳光下当一名真正的贫农，才当上了一个沉默如山的牧马人。我的父亲从来没有跟我谈起汉族与汉语，过男人与女人、文学与社会、国家与政治、民族和全人类的事情。他仿佛永远用不着把这些事情提醒给我，也没有为我精心设计过我的未来。他只是完成了创造我的义务和使命，所以我一直到十岁还不知道人是怎么生出来的，也不知道男人和女人为什么睡在一起。我那时候只知道地很大，天很高，但我仍然深爱着我的父亲，渴望从他身上认识我自己。莫里亚克曾说过，'一个小说家的天才，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精确地去反映我们所生长的、并曾学习过爱和痛苦的狭窄世界的普遍性。'对我和我的读者来说，我的小说世界仿佛太小了。难道你们不相信吗？我直到十八岁月那年，在师范学校女生宿舍里，跟三个女同学睡一张大同铺床时，我也没有产生性欲望。你们不觉得吃惊吗？一个男人，正因为不了解女人，所以对女人感到非常神秘，也非常害怕听到'爱情'这个字眼；后来，我在跟着别人糊里糊涂高喊'毛主席万岁'的响亮的口号声中胡子长长了，而那些曾被我爱过或没有被我爱过的女人，那些被别的男人遗弃和被摧残的女人，那些被男人们疯狂地追逐而可望不及的和骨子里就不爱男人的女人，还有那些经历过受孕、妊娠和分娩过程的女人，触动了我的爱心，也使我相信我心里面有很多超人的因素，这也许是上帝给我指明的真道：我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相信上帝仍有指望，就得作超众的作家。我从二十岁那年起，开始沉迷于自己的存在，同时沉迷于自己的幻想和智慧。我曾怀疑过人类的生活方向和人道主义，也怀疑过我们人类有没有终极目标，但我绝不会对人类绝望。那时候我是一名小报记者，还没有产生过当一名作家的愿望。后来我又想起要当警察，因为警察可以管人。我对人性的体验是从警察身上开始的，中国人几乎都在性压抑的天空下长大的。性对中国人太神秘了。这是我最难受的事情。中国人对性的神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我作品的主题，包括男人和女人最初的性冲动，还有第一次接吻和爱情受挫的痛苦，所有这些都是我认识弗络伊德以后心中的感受。一直到1986年秋天，我的小说世界还没有形成，仍然是虚空的。但我的小说作品以独特的方式开始在内地各大刊物上亮相了。那时候我的好朋友杨子告诉我，说我跟余华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我当时真是大吃一惊，首先问杨子，余华是男的还是女的，杨子说余华是男的。杨子很快给我找来了一本《北京文学》，那本杂志上有一篇余华的中篇小说《现实一种》，我一口气看完了余华的《现实一种》，觉得余华先于我走完了我正准备走的路。于是，余华成了我值得推崇的一个很优秀的作家了。你们没有体验过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交往的那种微妙的关系，在作家个人的感情生活里，以及由占胜欲极其严重的智慧和思想，用灵魂的耐心所写下的作品中，对于情感与容量的厚重和普遍性，没有第二个作家再能够选择前者的叙述方式和风格。我们必须承认的作家的存在，而且还必须接受他们的作品在我们的内心和外部出现。也就在我认识余华的第二年春天，余华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我们的小镇看我。那天我们没有谈文学，我径直把他领到一个病病歪歪的老萨满家里，然后又带他去看锡伯族家庙。余华一走进家庙就对我说他要撒尿，我说家庙里是不能撒尿的。他没听一个民族的劝告，对着墙根就撒了一泡足够使我一落千丈的尿。就是余华的一泡具有挑战意味的尿，给我带来了致命的灾难。那天下午，我刚送走余华便走进公共厕所撒尿，有个酒鬼猝不防的情况下，用一块砖头砸了我的脑袋。后来我被两个走进厕所准备画漫画的中学生发现并送进了医院。从此，我整整八年没有写小说，那八年是我最痛苦的时期。再后来，我感到我对家庙的虔诚也是虚空的，也使我想到了个体存在与集体存在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异：那就是一个从小在一个信仰萨满教的环境中长大的现代作家，面对这个令人不安的政治历史，我再不能单纯地面对自己和身边的世界了。我们仿佛就要进入一个直奔主题的新时代了，为了证明人的存在之所以存在，而为了存在必须付出昂贵的代价，我终于找到了我意象中的写作领域和文化背景，也找到了数以百计的只是为活着而活着的小说人物，甚至已经出世的或未出世的孩子，纷纷走进了我的小说世界。就这样我的小说世界从虚空中诞生了。但内心之外的历史，以同样惊人的速度和方式存在并发展着，我意象中的小镇，也充满理由地存在并发展着。我不能片刻假装没看见那些骚动不安的灵魂，也不能对罪恶麻木不仁。我必须解释一座小镇的灵魂骚动的道理和理由，并且满怀强烈的爱，把每一个事物引向自己的内心，经过反复的神秘对话后，再把那些事物从我的内心送回原来的地方。
动 机
我说的是写作的动机，不是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动机。斯坦贝克说，'文学和语言同样古老，文学来自于人类的需要，这种情况长久不变，除非是更迫切的需要，否则它将永远存在下去。'任何一个作家，从一开始产生写作的最初动机起，都不是孤立互斥的，在产生写作动机的同时，还有比写作动机更重要的因素支配着作家，那就是人类的特性所注定的作家的作用、义务和责任。我在写这一讲之前，还收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的国际新闻。北约事件引起了我对人类问题的纵横思考，我觉得人类正在经历着一个空前繁荣而混乱的时代。就像我最推崇的福克纳曾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令人恐怖的悲剧，这恐怖延续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致再没有任何精神上的苦难可以超过它了，因而唯一值得写的只有人心的苦难了。'许多西方作家认为，对于人性的力量以及人类的弱点，没有人能比威福克纳了解得更清楚了。我认为作家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大多是因为他们能认识并分析这种恐惧心理。对于写作而言，我没有表新立异的口号和宣言，也没有产生过为艺术而艺术的写作动机，我觉得从文学的诞生之日起，作家的使命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作家受上帝的旨意要暴露人类灵魂最阴暗的角落，并为了改善整个人类的整体素质，将人类黑暗而危险的罪恶呈现在灿烂的阳光之下。我的写作动机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形成的，从某种角度来说，写作的动机跟杀人犯和强奸犯的动机没有两样，也许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写作的动机更确切一些。在这里，我想用安部公房的长篇小说《他人的脸》来加以解释这个问题：小说中的男主角在一次意外事故致使他满脸瘢痕，使他永远夹失了自己真正的那张脸，导致他妻子也不跟他同床共枕。他为了逃出被别人活埋葬状态的孤独，找回与妻子之间失落的爱情，借助他人的脸，精心制作了一副假面具，然后再去诱惑妻子与自己通奸，试图重新找回自我而进行濒临绝望的努力。从这个虚构的故事中，我发现了安部公房写《他人的脸》的最初的写作动机，他想用奇异的构思和严密的科学依据，再加上真实的生活细节，精确地向我们传达了在人与自己的脸的相互关联中，人的存在的脆弱性和模糊性。现在，你们也许明白了我为什么把这些事情提醒给你们，作家的写作动机是让人的灵魂去说话，让意识走出肉体，去经历并完成某一个事件，就像杀人犯虚构他在什么地点，在特定的时间内付诸行动一样。那么我的写作动机是怎样产生的呢？我在这里说的是，针对我的小说世界而言，不是针对某一篇小说。我在我的长篇小说《毛病》的前言里，曾隐约透露过我的写作动机。自古以来，人类面临着许多几乎注定要失败和毁灭的困境，然而人类对未来却充满信心，跟自己脆弱和绝望的属性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而继续活下去是人类最明亮的旗帜。我注重人类活下去的过程，并且从活下去的过程中感悟着人心的神秘性和不稳定性。这就是我最初的写作动机。有了发自生命深处的写作动机，我就不再被良心和判断所控制了，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一件一辈子的心事。圣约翰提醒过众人子'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万物藉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在他的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一个优秀的作家，在他看尽人间的人性恶后，他应该仍然坚信人类还有许多善良美好的属性，仍然存在着迎着风浪向前走的意志。作家的写作动机也只能在他们心灵与精神世界中寻找，而文学的作用就是要促进人与人的相互理解和心灵的沟通。
观 察
我的特殊经历使我注重人的意识和肉体的实际经历，这使我学会了对事物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方式，我在这里说的不是一般意义上观察，而是一种更引人入胜的更全面调动思维意识的观察。一个作家的观察首先从自己的写作动机出发，从自己的内心到流动的现实，从意识到肉体，从黑暗到心灵的闪光。我们经常听到'在发展中'这样的词语，到底什么东西在发展？从上帝创造亚当与夏娃之日起，人类就怀着接近罪恶的一种激情，因而人的无限的意识领域，也在不断地扩展，不论科学把人的意识推到什么样的疆界，作家的思维也能得到戏剧性的扩展，所以作家的观察就会超越惯有的境界，以与众不同的观察速度和全方位的观察角度，培养出更接近现实的一种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观察出对现实最接近的一种理解，达到内心与现实相似的极点，让人们在文学的现实中仿佛可以认识自己的本质。我们的肉体是由各种器官组成的，我们无法改变我们的器官。我们的耳朵、嘴巴、眼睛和鼻子是用来观察肉体周围的各种声音、色彩、气味、光的，就像卡夫卡穿过人性弱点的幽暗的隧道一样，作家必须从人类存在运动本身出发，通过意识在肉体里面和外面的实际经历中，观察自己也在无条件地参与现实生活，并且把自己的存在与现实完整地联系起来。我一直对这种观察方式采取乐观的态度，特别是在进行长篇小说的写作时，我很强烈地感觉到，是和谐的统一法则支配着不可分割的现实世界。法国诗人圣琼。佩斯说，'在这个世界上，绝对不发生任何就其本性来说能超越人的知识和兴趣范围的事物。'圣琼。佩斯还提醒我们说，停滞不前是危险的，诗人是为我们扯断习惯这根线的人。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最可怕的是按自己的私意解说现实生活，作家不是乡村广播员。作家必须透过现实的表象，细微认真地观察人的心灵轨迹，根据自己观察的深度，合理安排故事情节。是现实生活丰富了我们的内心世界，生活永远不会否定我们的存在，是我们自己否定着生活，也不是生活本身限制了我们观察的形式和限度。人类最大的悲剧不是集体变态，也不在于人类进行一次史无前例的集体大避孕，而在于这个时代的人与超越这个时代的人的那种分离感。在我们中国文坛，有许多自命不凡的青年作家，他们以惊人的速度仿佛在一夜间成熟了，被新闻媒介炒得天昏地暗，一时间变成了才华横益光彩闪耀的作家精英。我害怕成熟，也怀疑成熟，因为我害怕加速成熟是卑屈的，怀疑自吹成熟是徒劳无益的。被新闻媒介吹得天花乱坠的成熟，是不是念着虚假的因素呢？我曾拒绝过许多新闻记者的许多次采访，但有那么几次，我被我的爱妻陈秀玲硬推进了加速成熟的怪圈里，但我很快又把自己送回了原来的地方。后来，我对我的妻子说，'我不能不回来啊。面对那些随地呕吐的新闻记者，我感到了肉体的疼痛和思想的消失。'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尽管这个世界已经落满唯利是图的尘埃和垃圾，但我的观察始终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从黑暗的人性恶中发现光明的一面，哪怕是一缕微弱的亮光。忠心于职责是当代作家孜孜不倦地进行探索的唯一正道，而这职责与探索的发展，是与人类文化紧密相连的。我们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里面，我们说话的方式，走路的姿势，办事的心智，吃饭的速度，睡觉的状态，都无形中被网络于中国古典式集体无意识的人际关系哲学中。现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把人性表现得最透彻的社会，中国早应该产生一个世界级最优秀的作家。我们的老子和司马迁，我们的老舍和鲁迅，是当代中国作家值得尊重的权威，我们即将要面临一个直奔主题的年代，我们满怀急迫而强烈的情绪和对未来的理想，喊了再喊改革，无论是价值观念，生存方式都在改革。我现在要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当代中国有一大群加速成熟的假冒伪劣作家，他们目空一切，以玩世不恭的心态，到处拉赞助，一本接一本地出版那些垃圾书，还以出书的数量为凭据，取笑我们前辈作家的不容怀疑的观念和品质。在我们新疆，像这类出垃圾书的作家多如牛毛，我如果有钱，可以雇用一列车垃垃圾作家为我扫马路或洗马桶。他们在私下里或在思想上，都不尊重我们的权威作家，自以为比权威更权威，比高明更高明，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尤其是面对今天的你们，我在考虑，那些九泉之下的前辈作家是不是也在观察着我们，他们还能想到当代中国自命不凡的年轻一代作家的灵魂的骚动吗？面对前辈和自己，然后再面对现在和未来，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肉体，听到了什么样的声音？我们只能问我们自己。美国畅销书小说家阿瑟。赫利曾说过，'世界上不存在一无是处的事物，也不存在绝然无望的事物。不论有多少悲哀，也不论有多少人捐躯丧身，甚至踩着死者的鲜血和尸骨，我们还是奋力迈进。'现在，我又想起了北约和南斯拉夫的暴力或过火的行为，我坐在家里，观察着事态的发展。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发生着变化，不是我在发生变化，而是我身边的事物在发生变化。发现我是怎样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严肃而沉闷的真诚的呢？面对别人的时候，我感到自己的真诚在别人心中，变成了心灵的刀光和肉体的剑影。别人常对我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叫着真诚的东西。而我却对别人说，就因为世上没有真诚，我才去寻找真诚，并在寻找中发现与真诚有关的可取之处。要想在现存的毫无意义的现实中发现点什么，除了具备卓越的见识外，还具备对人类的特殊感情和终极之爱。爱德华。福斯特在他的《小说面面观》中曾这样写道，'目前，地域主义对小说家来说，并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可以成为他产生力量的源泉；可是地域主义对批评家而言是个大毛病。一个从事创作的作家常常允许存有偏见，而批评家则没有这个权利。他不是视野宽阔，就是一无所知。'我在爱德华。福斯特那里发现了我的自我，真正的自我是人类取得最高成就的唯一武器。在谈真正的发现之前，我想把话题转到比发现更重要的事情上，即回到你们比较感兴趣的'新疆作家和内地作家'上吧，因为地域对作家来说很重要，南方的天空说下雨就下雨，而新疆的天空则光打雷不下雨。气候可以影响一个作家的观念和信念。前不久，有位在美国留学有朋友写信提醒我说，作家最大的敌人是时间，而不是气候。她还激励我说，'你要以新的眼光去看自己，别把自己视为随波逐流瞬即消失的人。'南方作家群已经具备了不玩感情的整体意识，感情是什么东西呢？感情就是玩出来的东西，不玩是不会产生感情的。南方作家早已经把玩的激情转换成创作激情了；而新疆作家却一如既往沉迷在玩感情，沉迷于美丽的诺言之中。太多的诺言已经把新疆文坛搞得面目全非了，许多新疆作家压根儿就不明白自己的根子在哪儿，也不明白自己怎样发现自己的生命的根子。这就是我对新疆作家的看法，我的判断仅此而已。我在判断中发现了我自己的小说的根子，同时还发现在我的小说的根子周围，有许多危险的东西在诞生，那就是被一假冒伪劣的作家重压着的危险。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真正的自我是人类取得最高成就的唯一武器。我说的是作家的自我，不是普通人的自我。作家的自我很抽象，我今天不想谈自我。爱德华。福斯特说，'一个人选择了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并将这个题材本身的以及与其有关的主要知识通通掌握起来，这个人便出类拔萃了。到那时候，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挥笔疾书。如果他的题材是小说，便能按照年代加以阐述，因为他已经读完近四个世纪以来的所有重要的以及许多不重要的小说，并对小说以外的有关情况拥有充分的知识。'一个优秀的作家，在他同时进行好几部有长度的小说时，他肯定感知到时间就是他最大的敌人。前不久，我的一个女学生说我伤害了她的人格和自尊，我为这件事情被折磨得好几个晚上失眠了。我的学生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乌鲁木齐开会，她抽空想见我，而这天正是我一个月前就答应我儿子培他看电影的一天。她打电话给我时，我只说了一句'请原谅，我今天没有时间。'我说出了真心话，但这句真话对于我的学生来说，却给予了多大的伤害啊。我在伤害别人的同时，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城市之上的那种伪装的高尚和自我。如果说'没有时间'这句话能够构成我的罪恶，那么我就承认我自己大错特错。第二天，我放弃我的写作去看我的学生，我的学生一瞧见我哭了起来。我问为她什么要哭？她说我伤害了她的人格和自尊。我又问她从我身上发现了什么？她说她什么也没有发现。那时候，我多么想听到她说一句，'老师，我从你身上发现了时间与死亡。'我问她如果她买菜时，从一个有伤疤的土豆上能发现什么。她说，土豆就是土豆。那时我又想起了爱德华。福斯特，他仿佛对我说，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得像哲学家那样，可以对时间的河道进行细微认真的观察，但对它的全川就无能为力了。不过，作家对流经身边的一些东西和特性是能看清楚的，并且还敏锐地能估量出这东西和特性之间的关系。如果我在菜市场看见一个有伤疤的土豆，我会想起那土豆是男人不慎用铁锨挖坏的，还是被一个女人挖坏的，我还会想到那个土豆在阳光下晒了好几天后，才拉进城市的，然后被我发现它有伤疤。用我们的眼睛去看它，那仅仅是一个土豆，但用心灵去看那土豆，我们会发现，土豆与时间，土豆与人，土豆与生命的一种内在的关系。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真正的学问是不能言传的，真正的学者也寥寥无几，包括此刻站在讲台的我在内，也不是真正的学者。我今天演讲的目的，在于我不想做一个假冒伪劣的作家。而我写作的目的，在于寻找一个值得让我和我的读者欢欣的时刻。
感 悟
托马斯。曼曾经说过，'所有的作家都属于天生不擅言辞的一类，作家和演说家不仅不一样，并且还站在相反的立场，因为他们的功业和效应是由不同的途径进行的。特别是一个有自觉的作家，习惯了文学性的表达，而又不能免于临场的简短的谈话时，终是难免要出很多意想不到的纰漏，只有伶牙俐嘴的演说家才能免除。'对十天前的我来说，今天的演讲并非是我非常乐意做的事情，在得到有几个文学硕士研究生的邀请后，我曾经拒绝过，但我同时在拒绝中感悟到了一种存在的尴尬，并且从难言的尴尬中感悟到，命运对我已经十分厚爱了。我出生在一个不是农民的农民家庭，经历过很多磨难，也体味过贫苦的滋味，从来没有品尝过受惠沐恩的滋味。我从川端康成和福克纳身上，感悟到了一个作家对贫苦的坦诚。一个贫穷而危机四伏的故乡，深藏着根深蒂固的感情和亲切温馨的人性，面对自己的故乡，我没有理由后悔。康拉德在他的《水仙号上的黑家伙》的序言中简单地阐述了他的艺术观，他说，艺术是给可视世界以最高公正的一种尝试，它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和本质的东西。作家获得本质的东西的方法，不同于思想家和科学家。他说，思想家和科学家是通过系统的考察去认识世界的，而作家首先只是以他自身为对象；深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在这个孤寂的领域里寻找'感人的言词'.康拉德还说，作家所感动的是我们生命的天赋部分，而不是后天获得的部分，是我们的欢乐和惊愕的本能，是我们的怜悯和痛苦感，以及我们与万物的潜在的情谊，还有那难以捉摸而又不可征服的与他人休戚与共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使无数孤寂的心灵交织在一起，使全人类绝无仅有结合在一起，死去的与活着的，活着的与即将出世的。二十多岁的时候，我仿佛不相信康拉德的大话，当我活到三十八岁的时候，觉得康拉德仿佛是直接说给我听的。这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内心是苍白而又脆弱的。索尔。贝娄也曾说过康拉德的这话是直接说给他的，因为他年轻时也抵制过康拉德的大话。索尔。贝娄说，'富有感情的人都显得很脆弱，因为他总觉得自己满身全是弱点。但是，假如他承认自己内心苍白和脆弱，承认自己离群，从而能深入到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加深自己的孤独感，那么他就发现，他和其他孤独的人是心心相印的。'我的感悟就是从这些已经离开人间的大师们那里开始的，所以我在人群中也同样感到孤独，这孤独是我的孤独，不是他人的孤独。作家的孤独跟大众的孤独不一样，大众喜欢用集体活动，或者收看三十集以上电视连续剧来消磨自己的时间，而作家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了。作家知道人是怎样死亡的。勒维纳斯在他的《上帝。死亡与时间》一书中说道，'在时间的前景中，对死亡的这一研究，并不意味着一种向死而生的哲学。这与海德格尔的思想有所不同，尽管任何一个当代学者都对海德格尔有那么一点债务关系，一种常常使人感到遗憾的欠债。'勒维纳斯还说，我们的这些知识来自其他人的经验和观察，来自垂死者和致命者的行为，来自他们对他们死亡的了解，以及对他们死亡的忘却（在此，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在寻开心：确实有一种对死亡的忘却，这不是寻开心）。德谟克利特说得好，'具有一个好灵魂的故乡，就是整个世界。'我于是经常低头深思，我的面孔半明半暗，明亮的一面是我的肉体之外的世界，阴暗的一面就是我的故乡。我现在深居乌鲁木齐，但我一开始写作就回到我意象中的故乡，我的写作跟我意象中的故乡，有一种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我意象的故乡是我心中的光，别人看不见，也摸不着。我们都读过美国现代作家福克纳的作品，他生于密西西比州，参加过一战，读过大学，从事过各种职业。但终生眷着自己的家园，在故乡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写下卷帙浩繁的杰作，以毕生心血构筑起一个庞大的'约克纳帕塌法世系'.我们知道，他的作品主要描写美国南方的历史和风俗人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南方社会的变迁以及各阶层人物的升降沉浮，淋漓尽致地传达了现代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以此表明福克纳自己对二十世纪人类命运的纵横关注。早在十五年前，在我当警察的时候，我就听到了从福克纳身上发出来的人类痛苦的声音，他在他们家的黑人女仆卡洛琳。巴尔大妈去世后的那几天里，曾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最近，我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做任何事。'面对一个黑人女仆的死亡，福克纳为什么会如此深感悲痛呢？西方评论界认为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的迪尔西和《去吧，摩西》中的莫莉都是以巴尔大妈为原型塑造的。巴尔大妈在人世生活了整整一百年，历经风雨磨难和时代变迁，她的肤色注定了她一生下来就处于做奴仆的地位，然而她与生俱来的优秀品质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她的命运。在巴尔大妈的小屋里的壁炉边，童年的福克纳曾依偎在她身边，一面望着温暖跳跃的火光，一面听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在福克纳眼中，巴尔大妈就是正义的化身和爱的源泉，在马尔大妈身上显示出人类巨大的精神力量，那就是勇敢、正直、善良和无私，也是全人类应该具有的美好品德。作为一个地域性作家，我一直潜心地观察着中国文学的某些动向、危机和令人鼓舞的展望，我将以我的坦率认为中国文学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正面临着一个垃圾作品日益泛滥的危机状态。前几年，我的作品和我个人，在新疆这个文化老油条云集的地方，多多少少受到过激烈的抨击，有位自命不凡的老新闻记者，他看了我的长篇小说《玉米使者》的片断后，渴望带头围剿我，并在好几次由他组织的新疆文化现状研讨会上，谩骂我是一个没有经历文化运动的土著人，当时还有很多加速成熟的青年参预了他的肆意批评。我没有恐惧，也没有流产，反而更加痴迷于自己的写作。我相信，文学会在每一代人身上苏醒的。虚构在讲小说的虚构之前，我想起了前不久经历过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我的一个读者曾经问我，'你写的那些爱情故事，是不是你自己都经历过的，要不然你哪有这么多爱情故事可写呢？'我用比较流行的文雅的语调回答说，都是虚构的。小说家天生就有虚构故事的天赋与灵性。虚构仿佛是小说家的情人，如果没有虚构这个温柔的情人的灵性，作家就像一只临死的牛，无法耕种。川端康成在他的《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中，曾这样评价过良宽的诗画作品，'良宽的心境和生活，就像在这些诗里所反映的，住的是草庵，穿的是粗衣，漫步在田野小道上，同孩子们一起游戏，跟农夫们闲聊，尽管谈的是深奥的宗教和文学，却不使用难懂的语言，那种和颜蔼语的无垢言行，同他的诗歌和书法风格，都摆脱了自江户后期、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起的日本近代的风俗，达到古代的高雅境界，直到现代的日本，所以他的诗歌和书法仍然受到人们的敬重。'作家的虚构，没有脆弱的规矩，在现代读者心目中，典型人物早已经变得不真实，而且令人厌烦。D.H.劳伦斯在本世纪初曾经说过，由于我们的本能遭到清教主义的损坏，人类不再彼此关怀，而是相互厌恶。人类的同情破碎了，人与人是掩鼻而过。'现代的读者感兴趣的是他们关心的问题，从精神心理学角度说，人的本性的构成是丑恶而僵硬的，我们只能忍从以对，这不是一种可以欣然接受的东西。不久前，我的一个朋友给我送来一本《大家》杂志，海男的《女人传》使我大吃一惊，她完全抛开人性的假面具，把情节虚构让位给一种更广泛的表达途径。我们早已对虚伪的存在感到厌恶了。海男是我多年来一直关注的女作家，她跟残雪一样，越来越注重具有高度的分析性倾向。《大家》杂志的凹凸文本的出台和海男的长篇小说《女人传》的出世，都是冒着危险进行的一种文学尝试，这使我想起罗布。格里耶那句辐射性的话，'在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和卡夫卡的《城堡》这些当代名著中，都没有人物；你在这些作品中找不到个体，而只有统一体。描写人物的小说已经成为历史陈迹，它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特征，那个个人至上的时代的特征。'海男最近的写作态势，使我想起格特鲁德。斯泰因女士的深沉与冷漠，那么我是否有点海明威的味道？是的，如果海男是毕加索，我正在经历一场战争，并选择冒着细雨的一天，把一整箱手榴弹送给海男。文学永远不会退居时代的边缘，所以作家的写作自古以来就不是为虚构而虚构。普鲁斯特能在艺术和毁灭之间保持平衡，是因为他坚持认为，'艺术是一种生活必需，是一种伟大的独立存在，一种巨大的魅力。'我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不能被现实生活虚构，也不能被骚动的现实虚构，作家的内心世界并没有完全被现实生活支配。如果我们还想打动一个现代读者混乱的心，那么我们就穿过喧嚣到达自己宁静的内心世界，虚构出更为纯正、精美和高尚的文学作品，供读者思考、鉴别和感受，这并非屈服于狂暴和胡闹。索尔。贝娄曾说过，'对作家来说，在光明与黑暗的追随者之间没有简单的选择。善与恶并不是对称地按政治路线来划分的；我们面对着来自各方面的忧虑；我们每天都担忧的是一切事物都在衰退和崩溃，我们既为个人生活而不安，又被社会问题所折磨。'在《虚构》这一讲结束之前，我还想回到普鲁斯特的艺术主张：没有敢于正视个人或集体的恐怖的艺术，我们就认识不了自己和别人。只有艺术才能穿透世界的表面现实，这就是由骄傲、激情、智慧和习惯在各方面所建立的一切。还有另一种现实，即我们所忽略的真正的现实。这另一种现实常常给我们一些暗示；可是没有艺术，我们是无法领会这些暗示的。
冲 动
在这一讲里，我想谈谈创作冲动在写作中的重要性和表现性，创作冲动不是通过平庸的或科学的经验得到的东西，这跟性冲动是有区别的。性冲动能使情欲显得生机勃勃，这只是性意识在肉体内自始至终一些强烈反应。性冲动首先要触及的是对另一人肉体的占有欲，它一直把某人遮盖在它的外貌中。而创作冲动则是存在与虚无的对立体，我们应该把创作冲动放在整个理性、思想性和人性的最初的参照体系中，再加以深刻的分析。创作冲动是写作的一个点，对这一点，写作时间维系着作家的耐心。创作冲动是拒绝意向性的等待的，而写作却在耐心与时间的长度中进行，这绝不是消及性的夸张的耐心。作家的写作冲动是来自多方面的，也有可能随时都发生意外的变化，但他的冲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写作，并在冲动的前提下把思想表现出来。海因利希。贝尔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辞中说，'一个人从已经逝去的过去走向正在消失的现在，在这条道路上处处是暴力、破坏、痛苦与误解、碎片、瓦砾与废墟，无腐你倾向西方还是东方，都无法使他们在如此漫长的历史之后创造出大家期待的安定，这也许是我们无法冷静下来的缘故。'在孩提时代，我曾打心眼里敬重作家，并且从他们的作品中吸取梦幻般的营养，同时也从大人那里听到过对作家的赞美。对我来说，从过去到达今天的这一刻，走过的路是漫长漫长的。我受影响最多的是西方文学，那些影响过我的西方作家大部分都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他们留下了他们闪光的灵魂和不死的思想。我的写作冲动，有时还是来自广泛的阅读，每当读一本书的时候，我就想到自己也经历过书中所描绘的事件，无论是内心的或是现实的，都能激发我的写作欲望。回忆自己童年时代的那些坎坷经历，真不敢相信今天能站在这里，向你们陈述我的写作经历。但是，我毕竟成长为一个深受青年读者喜欢的作家了，而作家这个字眼对我来说，既不是回忆的对象，也不是感到骄傲的资本，只是一个空洞名词而已。在我们当代中国，当一名作家仿佛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了，有了钱才是荣耀。这是因为在我的肉体周围，居然有那么多些媚俗的灵魂在徘徊。鲁迅在他的《流氓与文学》中这样说，'流氓是什么呢？流氓等于无赖子加壮士、加三百代言。流氓的造成，大约有两种东西：一种是孔子之徒，就是儒；一种是墨子之徒，就是侠。这两种东西本来也很好，可是后来他们的思想一堕落，就漫漫地演成了所谓流氓。'鲁迅接着又说， '以上全说的是流氓。可是和文学又有什么关系呢？就是说，流氓一得势，文学就要破产。'鲁迅又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比方有一个人在没钱的时候，说人家吃大菜，抽大烟，娶小老婆是不对的，一旦自己有了钱也是这样儿。'前不久，有个省级作家协会会员给我寄来了他近几年出版的四本书，书中还夹了一首不知复印了多少份的爱情诗。'月光淡淡，淡淡的月光；月亮弯弯，弯弯的月亮；我和珍珍手拉着手，走在青年公园的小路上'这就是一个新疆省级作协会员所写的诗，这就是我始终把'优秀的作家'挂在嘴上的根本原因。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他第一次在电影上看到男女接吻的镜头后，愤怒地写了一篇批评文章发表在当时发行量最大的《大众电影》杂志上，并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了一场大争论。事过境迁，他现在居然写起色情小说。你们说荒唐不荒唐？在当前的中国文坛，有多少人在这一类公式化的行为中生活着。我知道这是危险的，同时也无法对它进行抵抗，因为这种抵抗来自那种永远存在的知觉。或者可以这样说，人类经不住过多的现实，但同时也经不住过多的虚幻，以及过多的对真理的践踏。
长 久
几天前，我在接受青年诗人、《新疆日报》记者黄毅先生的采访时，他提到了一个作家与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充斥在我心中的恐慌和惊讶为一体难以言表的问题。文学是我们称之为民族的那个政治和历史的范畴更为广泛的现实。早在故乡当专业作家的时候，我用锡伯语跟锡伯人说话就是一个特征，在乌鲁木齐跟汉族人说话又是一种特征。锡伯族只是完成了创造我的肉体的一个过程，给了我一个游戏童年的小天地。我的智慧，我的思想，是来自世界级大作家和大哲学家。这跟余华的情况没有两样。影响过我的作家和哲学家，可以组成一支庞大的作家部队。而我现在已经摆脱了他们对我在表现形式上的影响与纠缠。我已经学会了用自己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方式。当然，在进行这次文学演讲之前，我看了我最喜欢的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准备在美国哈福大学的文学演讲稿《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也想到了卡尔维诺的死亡。他写完《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就走完了他那伟大的一生，没能实现到美国哈福大学的文学演讲。他的智慧，他的神秘的死，使我再次重新认识了自己，也使我想到了自己也在写小说，为什么要写小说？究竟在写什么样的小说？是啊，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进入二一世纪，我们不得不思考我们自己和全人类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不得不面对自己的内心和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不得不考虑自己正在从事的职业与未来社会的冲突，不得不掂量自己的文学作品能不能长久地存在的问题。在当代中国，那些垃圾作家和垃圾作品在我们眼前堆积如山，这会让我们的后代感到世界上未曾有过美好的东西，而那些垃圾作家却渴望一夜之间将成为独特的精神领袖。那么，对我的写作来说，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我只能给自己提出自我扩大的写作任务，渴望成为一个从来不重复写作技巧的作家，并且梦想成为一个天才，写一部天才的作品。如果没有这个梦想，如果我并没有超人的智力资源可供自己支配，我就不会选择文学来无情地折磨自己，浪费自己有限的生命。乔伊斯就是一个从来不重复写作技巧的优秀作家，从《室内乐集》、《都柏林人》到《青年艺术家的肖像》，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探讨过一个新问题，并明确地结束了他创作生涯中的一个阶段。1 922年冬天在巴黎出版的《尤利西斯》又标志着另一个阶段。对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他不仅需要耐心，还需要一种敏捷的思想和固执的写作态度与情绪，更需要一种跟现代任何作家相较量的雄心，一经选定了自己的写作目标后，愿意把一切困难置之度外。在物欲横流金钱万能、到处都存有诱因的当代中国，有几个作家像普鲁斯特那样在深刻、丰富、复杂或广博方面和他相比，乔伊斯为了写《尤利西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少吃了多少顿饭，放弃了多少欢乐？前辈文学大师们的成就，以及不死的艺术精神，促使我们坚守着在风雨中日渐成长起来的内心，也促使我们较小的雄心也沾上了尊严的色彩。是的，我们经常这样想，有些事情我们也可以做到，或者确切地说，我们经常在心里鼓励自己说，别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也能做到。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没有固执的雄心，我们喜欢玩自己，也喜欢玩别人，如果身体没有病就想出门，一有些钱就浑身发痒，寻找刺激。对生命来说，时间是一陈突如其来的狂风，就这样从我们的生命深处，刮走我们的灵魂。在我的演讲快要结束时，我想起了意象派诗人埃兹拉。庞德，他喜欢责骂公众，从而教育了公众；他经常向公众介绍新作家和新作品，还不断地介绍新的古典读物，以及用更严格的规则来评价诗歌，因而格特鲁德。斯泰因女士说庞德是个'乡村解说员，如果你是个乡村，他就是个极好的解说员，但如果你不是个乡村，他就不是个好的解说员。'面对你们，面对我自己未来的小说世界，我想说的话很多，但我的导师卡尔维诺十年前就说出了我现在想说的一切，他说，'我对好象一面大网一样的小说的辩护已经结束。有人也许反驳说，作品越倾向于各种可能性的繁复化，便会离开核心即作家自身、他内心的真实和他对自身真实的发现越远。我想回答说，我们，我们每个人，如果不是各种经验、信息、我们读过的书所想象过的事物等等的复合体，又是什么呢？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部百科全书、一个图书馆、一分器物清单、一系列的风格；一切都不断地混合起来，并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记录下来。'卡尔维诺又说，'然而，大慨最帖我心的回答是这样：请设想一下，从我们自身之外构想一部作品会是怎么样；这样的作品会让我们逃脱个体自我的局限景观，让我们不仅仅进入像我们自己一样的他人的内心，而且还会把语言给予不会说话的生灵，给予栖息在水槽边缘上的鸟儿，给予春天的树木和秋天的树木，给水泥，给塑料'卡尔维诺最后说，'这难道不是奥维德在谈论形体的延续性时所追求的吗？难道不是卢克菜修在把他自己和每一种事物的共性统一起来时候所追求的吗？'最后，我以圣洁而崇高的文学的名义，衷心地感谢你们可爱的新疆大学，和可爱的你们，给了我这个美丽的两个小时的文学演讲机会！
傅查新昌 1999年4月8日下午4时至6时于新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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