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伯利和米恩斯（Berly ' Means，1932）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发表以来，在长达40余年的时间内，学术界对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基本上沿着伯利和米恩斯开创的传统。1976年，詹森和梅克林（Jensen ' Meckling，1976）的经典论文《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将公司治理研究带入一个新阶段。詹森和梅克林把企业理论、产权经济学和公司金融理论联系起来，探索了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条件下企业最优资本结构的决定，从而为现代公司治理研究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所有权基础。嗣后，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等人（Gross ' Hart，1988；Hart ' Moore，1989；Hart，1995; Harris ' Raviv,1988）研究了合约不完全条件下资本结构的优化与公司控制权的配置问题；著名的'四人帮'（简称LLSV）研究了资本结构与公司治理差异的法律依据（La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 ' Vishny，1997;1998）；青木昌彦（1995;2001;2002）和洛（Roe，1997;1999）等人提出了了公司所有权结构和公司治理的进化问题。
目前，公司治理研究已超越了经济学家的视野，成为经济学家、管理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等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俄罗斯经济转轨中出现的经济衰退，我国改革中出现的国资流失和经营者腐败，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出现的金融危机，以及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系列公司丑闻，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的研究越来越深入了：公司到底是谁的？评价优秀公司治理的标准是什么？公司治理的多样性是可行的吗？怎样看待趋同现象？公司治理型式与其所处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制度环境的关系怎样？各方面的公司治理研究专家们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着苦苦的探索。
刘汉民的《企业理论、公司治理与制度分析》一书，无疑是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晶。该书以我国国企改革为出发点，以资本结构为基础，以历史比较制度分析为工具，科学地吸收借鉴了企业理论、合约理论和制度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卓有见地的理论创新，对我国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制度设计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看法。有些观点以论文的形式在《经济研究》等杂志发表后，曾经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据不完全统计，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被转载、引用达40余次，一度列《中国财经报刊数据库》热点文章排行第一名，连续数月在排行榜上，并先后获得省市优秀社科成果一、二等奖。此外，和李维安教授等合著的《公司治理》一书，还荣获孙冶方经济学奖和天津市优秀社科成果特等奖。
刘汉民博士是一个勤奋的、爱思考的学者，许多思想来自于他对生活的切身体验和敏锐观察。他在青岛任教期间，为了增强感性认识，曾主动要求到鲁中的一家国有股份制企业挂职锻炼，而将一对不到两岁的双胞胎儿子甩给妻子；为了了解民营企业的内情，曾先后到一家民营咨询公司和一家民营房地产企业蹲点，亲眼目睹了民营企业的兴衰存亡。1998年，他作为计划内博士生，考入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在我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在三年的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学习，倾尽全力从事科学研究和论文写作，如期取得了博士学位。2001年博士毕业后，他又拒绝了到政府'做官'的诱惑，经过严格选拔进入一家国有大型企业做博士后，在董事会下属机构做研究工作。如果没有生活的积淀和对学术的执著追求，是写不出有深度、有独立见解的学术著作来的。
该书是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尽管增加删节了一些内容，但其基本框架和总体思路仍保留了原来的风格。综揽全书，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在于：
第一，明确区分并界定了资本所有者和企业所有者、资本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关于'谁是企业所有者'的争论，严格说来，自伯利和米恩斯时代就开始了，例如，伯利和米恩斯曾经提出，随着股权的分散，股东在经营上的参与权几乎完全丧失，'股东变成单纯的资本供给者，其拥有的各项权利要较公司债持有人习惯上所要求的条件还不明确'(贝利，1982，第270页）。到了现代，争论主要围绕企业是股东的还是利益相关者的进行。该书明确提出，所谓企业所有者是指企业所有权的拥有者，即经营者，它既不同于股东，也不同于利益相关者。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企业权利主体对投入企业的资本（包括股权资本、债权资本和人力资本）进行实际运营的决策权，包括决策经营和决策控制'。尽管尤金'法马（Fama，1980）早就提出了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不同，但他并没有说清楚资本所有权与企业所有权的区别在哪里，在企业的具体表现是什么，而且他的资本所有权仅限于股权，没有包括债权和人力资本所有权。该书则把债权和人力资本所有权统一纳入考察范围，严格区分了两者的不同。
第二，在把资本分为股权资本、债权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结构的三层次说。现代资本结构理论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替换理论（tradeoff theory），主要研究最优资本结构的设计；另一类是啄食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主要研究最优融资方式的选择。无论替换理论，还是啄食顺序理论，都把资本结构仅仅看作是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的比例关系，即通常所说的财务结构或融资结构。但这种理论框架不能解释为什么经营者会掌握企业所有权，也难以说明现代企业普遍存在的利润分享现象。该书拓展了资本结构的涵义，明确提出，资本结构实际上包括三重含义：（1）指股权资本或债权资本各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2）指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3）指物质资本（包括股权资本和债权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比例关系。在广义的资本结构框架下，作者分析了企业控制权的最优配置问题，认为控制权的配置应以资本结构为基础，同时考虑资产的流动性和专用性以及市场供求关系等。
第三，从系统进化的角度，把公司治理区分为静态和动态。'从静态上看，公司治理表现为一种结构和关系，从动态上看，则表现为一个过程和机制'。所谓结构，显然是指公司治理结构，但这个治理结构不是人们通常理解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人员之间的权利配置和制衡，而是一种分层结构：在外围，是全社会的监督，在中间，是利益相关者的约束，在内部，是资本所有者（包括股东、债权人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控制，在核心，是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人员的制衡。尽管书中没有明确提出治理结构的四个层次，但实际上自始至终贯穿了这一思想。
所谓关系，当然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关系。这些关系，包括股东、债权人、经营者、职工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及社会之间及其内部的权利和利益的冲突与对抗，表现为'搭便车'、委托-代理、套牢和剥削等等。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式。这些关系处理不好，会影响企业的经营绩效。该书提出了一些可行的解决方案，如共同拥有所有权、利润分享、合约长期化等。
从过程控制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可分为事前的治理、事中的治理和事后的治理。所谓的事前、事中和事后，指的是当事人在签约（关系确立）之前、合约执行（关系存续）期间和合约到期或即将到期（关系废止或即将废止）之后。与主流经济学仅分为事前（签约前）和事后（签约后）的'两分法'相比，'三分法'显然更符合实际，更有说服力。
公司治理不仅仅是一个过程。从动态的角度看，公司治理还是一种机制。这个机制包括决策机制、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等。设计良好、运转正常的机制应当是运行成本比较低、能够自我实施和强化、且与自身条件和所处环境相适应的机制。由于企业和环境的复杂性，公司治理的机制设计尚处于发育之中，该书提出了一些思想的'火花'，但尚未形成一个完善的理论体系。
第四，提出了公司治理多样性和多重均衡思想。多样性概念来自生物进化，上世纪80年代被圣达菲研究所的学者们引入经济领域；9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用这一思想分析了经济体制的多样性，包括体制间的多样性和体制内的多样性。本书作者则提出，多样性不仅存在于体制间和体制内，而且存在于同一国家或组织内（如双星集团的'一企多制'）。作者运用复杂性思维对公司治理进行了分析和比较，认为公司治理的多样性是由公司本身的经济技术差异和历史、法律和文化等制度环境的差异造成的，在进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路径依赖，使得帕累托最优难以实现，因此，可以寻求局部最优，实现多重均衡。
第五，对国企改革和公司治理改革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早在多年以前，作者就提出，资本所有权（股权）的明晰只是企业有效率的前提条件，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是治理制度的设计（刘汉民，2002）。这一命题比郎咸平提出至少要早两年。在本书中，作者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提出了分类治理的设想，并提出要大力创造适于企业生存的制度环境。据我所知，刘汉民是国内较早提出要通过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提升经营者职业道德解决国企困境的学者之一，有些建议已被有关决策部门所采纳。
作为一名从旧体制过来的'国产'学者，尽管受过比较严格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并试图摆脱旧体制的影响，努力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和思维方式等方面与国际接轨，但由于历史的路径依赖，仍带有比较明显的旧体制的印记，如数理工具运用的比较少，文献引用比较多等等。但这也许是个优势，符合多数人的偏好。相信该书会在读者中引起共鸣。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张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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