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雨巷诗人'闻名诗坛的戴望舒,是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他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他以短暂而传奇的人生,塑造了一代中国抒情诗人的内在品质,以至在他离世50多年后,诗歌依然名重诗坛。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人戴望舒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创作的诗数量不多(不过百余首),却在诗坛中占有重要位置;他没有系统的诗论,但他的《论诗零札》和他友人杜衡整理的《望舒诗论》却倍受重视;他在诗坛以现代派象征派的面孔出现,可在他生命的终端却写出了《我用残损的手掌》这样浸透了血泪的现实篇章。'
戴望舒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复杂存在,在中国新诗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以自己的创作实绩提升了象征诗派的整体水平,而且也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象征诗派与主流文学的距离,压缩了象征诗派与主流文学之间的边缘空间,改变了象征诗派在诗界的形象,他的情怀表现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走到尽头所处的那个无比混乱的阶段,知识分子所独有的情怀。正如许拜维艾尔在《不相识的朋友们》中说:'
我将来的弟兄们,你们有一天会说:'
'一位诗人取了我们日常的言语,'
有一种无限地更悲哀而稍不残忍一点的新的悲哀,去驱逐他的悲哀。'
'戴望舒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政治和爱情作理想主义的苦苦追求,但其结果,却是双重的失望。在他的诗中,姑娘的形象往往寄寓着他的理想,而孤独的游子的形象则往往是诗人自己。他的诗常常表现出游子追求理想的命定的徒劳,而这里的特点恰好又是对没有希望的理想付出全部的希望与真情。戴望舒曾熟读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魏尔伦。苏联学者契尔卡斯基说过,就多愁善感的气质说,戴望舒也接近魏尔伦。魏尔伦《无言的歌集》表达了巴黎公社失败后,不知所措的知识分子苦闷沮丧的情绪,其基调是对于诗人的理想和他周围的肮脏生活相脱节的悲剧感。戴望舒的诗,则表现了从五四运动激昂地飞腾起来的理想,同淹没于血泊之中的1925~1927年大革命现实相脱节的悲剧感。他的诗自然不是反抗的和战斗的,但也不是环境的奴隶。他的成名作《雨巷》里的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显然受到命运的打击,但她没有乞求或颓唐,她是冷漠和高傲的,她仍然是那样的妩媚动人,她在沉重的悲哀下没有低下人的尊贵的头,像一面旗子一样地忍受着落到头上的磨难。诗人在这里坚持了人的尊严和顽强生命力的思想。人和理想,惶惶不安的人和无法实现的理想,这就是戴望舒诗的悲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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