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沈既济在谈及科举制度时说到:'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日久,浸已成风'。沈既济的这些话包含了丰富的内容。一是武则天重视科举,大开志科。有一次策试制科举人时,他亲临考场,主持考试。二是当时进士科和制科考试主要都是考策问,也就是申论。文章的好坏是录取的主要标准。三是武则天用人不看门第,不问你是否是高级官吏的子孙,而是看你是否有政治才能。因此特别注意从科举出身者中间选拔高级官吏。科举出身做到高级官吏的越来越多。这就大大刺激了诗人参加客居的积极性,更刺激了一般人读书学习的热情。这就是沈既济所说的'浸已成风'。开元、天宝年间'父教其子,兄教其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的社会风气,就是从武则天时期开始的。正是文化的普及,推动了文化的全面发展。著名的诗人和文学家崔融、李乔都是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雕塑、绘画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武则天主政初期,由于大兴告密之风,重用酷吏周兴、来俊臣等,加上后世史学家不齿于她拥有男嫔妃(称为'男宠'),所以史书内都对她的所作所为大加鞭鞑,直斥其阴险、残忍、善弄权术,与中宗时韦后之专政,合称为武韦之乱。但赵翼为武则天的私生活辩护,说:'人主富有四海,妃嫔动千百,后既为女王,而所宠幸不过数人,固亦未足深怪,故后初不以为讳,而且不必讳也。'
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武氏晚年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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