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好友可田出版了自己的诗集，我决定用一些文字来向他表示祝贺，尽管可能是一些蹩脚的文字，但一定是我真心的流露。
一
在如今的时代，若称之谁为'诗人'有可能招致漫骂，因为'诗人'大体与非正常人或者精神病人同义。曾几何时，汪国真的小品诗遭到猛烈抨击，但当对汪国真的批判运动结束后，我们痛苦的发现，诗歌已淡出人们的视野。越来越朦胧、越来越自我的诗歌创作简直像恼人的蚊子在嗡嗡，恼人恼得以至让人欲挥之而后快。最后，出现了写诗者多于读诗者的戏谑式结局。但我一直却想用诗人来称呼可田，因为他是真正的诗人，执着的诗人。
称可田为真正的诗人，是因为他在真正的热爱诗歌，创作诗歌，视诗歌为生命。他总是滋滋不倦的阅读着诗歌经典，他总是用诗歌真实的记录着他对这个社会的真切感受，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才是诗神最为忠诚的追求者，二十年如一日。我想诗神也应为此而感动。
二
我一直将可田视为'纯情'诗人，在我的印象中他总是以' 童话般的思维和语言描述着他眼中的可爱世界。我记着他形容露珠时说，'泪水打湿了自己的眼睛'；我也记得他要让'绿茸茸的笑声在春天回荡'。这样的片段每每回想起，总是能让人回味起青春的美妙气息，就如一杯好茶给人留下愉悦的余香，又像一杯陈年的酒回味无穷。
但这次我惊喜的发现，可田已经超越了自我，正逐步脱下日益窄小的青春衣衫，开始缝制与时代一体的现实时装。我惊讶的看到诗人的诗歌年龄表现出与往昔差异巨大的增长，不断展现出少有的老成和成熟。我从诗歌的行间读到了身为人父的真情，也体会到了遭人抢劫后的悲愤；看到了对奥运的真心祝福，也观察到了对社会黑暗现象的良知拷问。一般来说，大诗人必然关注于大时代，伟大的诗歌作品往往包含有重大的时代主题。从青春诗人到现实诗人，这是可田诗歌的重大突破。
三
现代诗在中国已近百年了，从初期知识分子对文学新体裁的踊跃实践，到1960年代的全民皆诗，再到1980年代的朦胧诗兴起，新诗在中国走过不平凡的历程，有大兴盛、大繁荣，也有大衰落、大萧条。我不知怎样形容现在的诗歌时代，但我总觉得不被人关心的时代就不是好时代，自吟自唱终究不是诗歌应有的未来。
对于自己诗集的结局，可田非常冷静和清晰，他们不可能被市场化营销，只能以赠阅的形式冀希望于大学和社会图书馆的收藏并幸运地被人借阅；即使在朋友间的互赠包括诗友间的互赠，也不致奢望有全身心的阅读。我敬佩可田这种明智，但也不得不承认这基本就是诗歌面临的无情的现实处境。
诗歌怎样才能被关注起来？在十年前我即曾说过，中国是诗歌的国度，缪斯的殿堂定有无限的光芒，关键是诗歌应深入生活，以诗的形式反映缤纷多变的世界；诗歌应脱去古怪、豪华的外装让广大人民都能欣然接受；诗歌应在具有改变现状精神的诗人的倡导和广大文学爱好者的参与下力争重新兴盛。
但现在看来，问题远不止于这些，这不是一个诗歌的时代。当网络日益将所有的文学形式快餐化时，没有任何的文学作品能达到1980年代那样的轰动效果，并引发人们心灵深处的广泛反思。小说以情节致胜，尚可吸引休闲性阅读；散文的阅读性即逊之，但除过百家讲坛、大话说史系列的历史散文或者读历史科普读物；而发之于心灵深处感受又需要心灵深处体验的诗歌往往被浮躁的人们所跳过，这是诗歌的不幸。
诗歌的形式似乎也有探讨的必要，自诗歌传入中国以来，新诗的格式亦几多变迁，有无规无距的自由诗，有闻一多等人的新格律诗，有引进西洋的十四行诗，还有1960年代的民歌体，总体看，大行其道的还是没有任何约束的自由体。自由体虽然创作自由，却也挥发了诗歌的浓香，当古诗像老酒一样愈陈愈香的时候，新诗像四月的柳絮一飘而过，是不是可以有一些相对浓缩的形式，让诗歌变得隽永一些，好记一些。背诵古诗的大有人在，可是能背诵新诗的有几个？
四
可田在诗歌的道路上已走出很远，我作为曾经的文学青年，曾经的新诗写作者，已只能遥望他的背影。我会努力静下心来，细细品读可田的诗，探寻一个'麦芒上的舞者'的丰富内心世界，并再次回忆我的诗歌岁月。我曾试图再写一半首新诗，但几乎写不下一字半句，我的新诗基因不想会这么轻松的变异。我的诗歌之心仍在，但只能偶而唠叨而已。我祝福诗歌，也祝福朋友，因而更祝福可田的诗歌之旅。
就在不知所云中结束关于诗歌的文字吧，并用双手奋力的鼓掌，为可田的诗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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