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罗代尔的著作中，历史是建立在同一社会内部几个叠加的历史层面之上，每个历史层面以时刻变化的节奏展开；非常缓慢的、几乎世代不变的历史，以几乎不变的地理景观和某些文明的传承强加在所有人类集团'这就是布罗代尔经常称做'长时段史'的东西；变化较为迅速、尽管还是节奏缓慢的历史，以几个十年的长周期，40年、50年，改变着有时是动荡着国家、社会和精神生活的循环的历史；最后，是飞快变化的历史，每天充满多变的事件，可以说是我们在每天的报纸上看到的历史。也即将历史时间分解地理时间、社会时间和个人时间。就像海洋，表面上是波浪，底下是潜流，而在海洋的深处，则是寂静而变化缓慢，而这才是海洋的主体。
第一卷
今天世界的百分之九十是由过去造成的，人们只是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摆动，还以为是自由的，负责的。
欧洲独立完成的业迹仅是发现了大西洋，征服了艰难海域和狂风激浪。这一胜利为欧洲打开了世界七大海的大门和通道。从此，世界的整个海洋都为白人效劳。欧洲的光荣在于它的船只和舰队横行海洋，在于它拥有习惯过海上生活的人民，以及港口和造船厂。彼得大帝首次到西欧旅行期间已看准这一点：他决定去荷兰阿姆斯特丹附近的萨尔丹船厂工作。
在十八世纪以前，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几乎到处通行。只是到了十八世纪，生命才战胜死亡，出生率从此稳定地超过死亡率。在几个世纪里，饥荒的出现是那么频繁，几乎成为人类生态体系的组成部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结构。
如果忘记了战争的作用，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的整整一个表现方面便会立即消失。交往本身也丧失其意义，因为这常常是些不平等的交往。如果不谈奴隶，不谈附庸经济，欧洲是不可理解的。
我们有必要强调这一反常现象，因为一般人都简单地相信，越接近中世纪，人们的生活越贫困：事实上，假如我们要谈论民众，即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情况恰恰相反。有一个千真万确的细节：一五二〇年到一五四〇年以前朗格多克地区人口尚少，农民和工匠都吃白面包。离开中世纪的'秋天'越远，生活水平越见下降，这一势头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中叶。
社会是一部缓慢的、无声的和复杂的历史，它顽强地重复已知的现成答案，并排斥新的探索，认为创新会造成困难和危险。任何发明创造都必须先等待几十年或几个世纪，然后才能进入现实生活的大门。
火炮、印刷术和远洋航行曾是十五至十八世纪期间的三大技术革命。但要说革命，这仅是说说而已，其中任何一次都不是跑步完成的。唯独远洋航行最终造成了世界的不平衡和不对称。
只要日常生活能在原有基础上比较顺利地取得进步，只要社会能满足现状和随遇而安，人们在经济方面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寻求变革，发明家的计划（发明总是有的）也就被束之高阁。只是在局面已经无法维持，社会在其可能的范围内处处碰壁时，采用新技术才成为势在必行，人们才会对成千种发明感兴趣，丛中寻找最好的方案去克服困难和开辟未来。
城市的跌宕起伏显现着世界的命运'历史的重大发展无不表现为城市的扩张。
第二卷
我的历史观是悲观主义的，人们每每前进两步会后退一步，甚至两步。
古典经济学所描绘的在一定水平上始终存在的市场经济规律，在精细计算和投机冒险的高级区域内，很少以自由竞争的形式起作用。一个背光的、阴暗的、只有行家们在活动的区域从这里开始，我以为所谓资本主义的根子就扎在这里，因为资本主义是潜在力量的积累，它不仅根据相互需要，而且在同等乃至更大程度上根据力量对比进行交换。
一眼可以看出，经济分成两大领域：生产和消费。但在两大领域之间，有一个第三者挤了进来，它像河流一样细长和活跃，也一眼便可认出：交换，或者说，市场经济。
即使初级市场也是供求双方求助他人的理想地点，否则就不存在普通含义上的经济，而只有一种自给自足或非经济的'封闭型'生活。市场是一种解放，一种开放，是进入另一个世界，是冒出水面。
人们通常断言，当一个国家达到一定发展阶段时，贩卖活动便自动衰亡。这在英国发生于十八世纪，法国则是十九世纪。但到十九世纪，贩卖活动又在英国重新抬头，至少见于一般销售网络无力顾及的工业城市郊区。在二十世纪的法国民俗调查中可以找到贩卖的痕迹。每当销售系统出现故障，每当走私、偷盗、窝赃等地下活动有所扩大，或每当竞争、监视等正常商业手段意外地有所放松时，贩卖便又重新冒头。
资本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与灵活性，资本主义很少有理由离开自己的领域。只是出自贸易的需要或受到利润的诱惑，资本主义才与生产相结合。只是在工业革命时，当机器改变了生产条件，以致工业将成为有厚利可图的部门时，资本主义才侵入生产部门。资本主义虽然在流通领域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但它并不完全占据这个领域。它通常在活跃的交换场所才如鱼得水。它对传统的交换，对小范围的市场经济兴趣淡薄。
三个层次的模式：形式多样、自给自足和墨守成规的'物质生活'；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上的经济生活，它的轮廓比较分明，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市场竞争的经济；最高一层是资本主义活动。经济一词，在我们使用的含义上，是个'透明的'和'正规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每人能够凭着共同的经验，预先知道交换过程将怎样展开。在一国范围内，特别对小麦这样的一种商品来说，确实会有一些小规模投机的存在，即所谓微型资本主义，但与整个经济相比，这不过是沧海一粟。资本主义只在发生非常情况，遇到特殊商品或在需要几个月乃至几年的远距离联系中才大展宏图。
布迪厄的激进社会学理论'承认任何社会的基本任务是实现社会上层的再生产
国家的第一项任务是要让国民服从，控制社会中的潜在暴力，防止可能出现的各种过激行动，并且代之以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合理暴力'。强迫国民服从，不惜进行打击和威胁，这是国家的职责所在。国家'有权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消灭个人'。国家履行刽子手的职责，这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即使下手很重，也还是正当的。国家的这种暴力和铁腕政策使国内和平、道路安全有了保障，使城市市场得到供应，使国家能免受外敌侵犯和有效地领导接连进行的历次战争。任何其他好处都不能同国内和平相比较。
伊斯兰在诞生前便是一种商业文明。穆斯林商人受到人们尊重，至少统治者对他们很早便敬礼备至，这在欧洲是极其少见的事。先知说过：'商人在人间和天堂皆'享极乐'；赚钱的人为主所喜爱'。西方文明不像伊斯兰那样一开始便得到宗教的帮助而顺利发展。尘世和天堂不相协调的世界之间难以沟通。即使在荷兰这样的新教国家，也一直等到1658年才正式宣布，金融往来（即有息借贷）纯属民事当局的管辖。有息借贷长期是个引起众多争执的议题。这种情形最后丝毫没有妨碍资本主义的诞生，但它反映着人们的内心歉疚以及面对资本主义要求发生的心态变化。
在我看来，接受宗教改革的欧洲各国，如果作为一个整体而言，无疑在经济上胜过了已有几个世纪资本主义历史的兴旺的地中海地区（我这里特别想到意大利）。经济中心的这种转移在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拜占庭在伊斯兰面前相形见绌，伊斯兰让位给信奉基督的欧洲；地中海地区在征服世界七大海的斗争中旗开得胜，但整个欧洲的重心于十六世纪九十年代偏向当时正顺利发展的北欧新教诸国。直到那时候为止，也许直到十七世纪的一二十年代，资本主义一词主要适用于南欧，尽管罗马和教廷都在那里。阿姆斯特丹只是崭露头角。
威尼斯的金融家与银行家们完全忙于威尼斯市场的活动，根本无意探索把商业转向外部世界和寻找外国顾客的可能性，满足于使用经过试验的可以信赖的办法。它从一开始就掉进了自我成功原理的陷阱。顶住一切变革之力量的威尼斯，它的真正的总督时该市自己的过去，是常常被引用的先例，彷佛他们是一部法律，笼罩在威尼斯伟业上空的阴影，正是它伟业本身的阴影。同样的道理不是对二十世纪的英国也适用的吗？在经济世界范围内的领导权是强权的一种考验，强权迟早会使胜利者变得盲目，看不见前进中的和正在实现中的历史。
是否可以说，宗教改革对全部物质生活有明显的影响，却对商人的表现和态度没有影响？说绝对没有影响恐怕不合情理。首先，宗教改革造成了北欧各国的团结一致，使它们联合起来对付南欧竞争者。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其次，宗教战争后，新教徒基于共同信仰而产生的休戚与共，对商业也具有一定影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直到民族纠纷超过一切其他考虑为止。
桑巴特在其晚年（1934年）或许已经意识到经济规律和资本主义活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企业主作了奇怪的描绘，似乎企业主在经济盘算和投机心理之间，在理性和非理性之间徘徊不定。根据我的解释，这离把资本主义完全归结为投机的'非理性'活动，已只有一步之差！我会说：从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中脱胎出来（和吸取营养）的资本主义（过去的和今天的资本主义及其不同程度地带有垄断性的各个阶段）并不完全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假如我像桑巴特一样喜欢作系统的和盖棺定论的解释，我将会把赌博和投机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障碍来自国家及其严密的官僚机构。唯有国家和国家机器才有可能进行财富积累。国家机器'高高在上地监视着一切，它对富得异乎寻常的任何人都持明显的敌对态度。在中国，城市附近的土地被课以重税（在欧洲，城里人出高价买下这些土地，借以获得丰厚的收益和地租），从而抵消因靠近城市市场而具有的优越地位。除了由国家撑腰、监督和控制的特定商人集团（如十三世纪的盐商或广州的'公行'）外，中国没有资本主义。至多可以说，明代存在着一个市民阶级。要使一个阶级能有效地，持续地被另一个阶级所吞噬，还必须让这两个阶级都有积累的能力，并且能使这种积累一代又一代像滚雪球一样传下去。在中国，官僚是中国社会中唯一的，几乎不可打破的高级阶层，这个阶层即使遭到损害，也能自动复原。当官的读书人享有巨大的威望，任何集团和任何阶级都不能望其项背。官员的威望往往促使富有的商人子弟谋求这些令人艳羡的地位，这是他们'背叛'本阶级的方式。但官员的儿子不一定也能当官。家庭地位上升很可能突然中断。达官巨宦不能把财产和权势一帆风顺地传诸子孙后代。
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种种灾难，上层社会仍然能够培育一批豪门世家，它没有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因为专制君主的极权统治并不妨碍豪门世家的发展。欧洲的情形便于财富的缓慢积累以及多种力量和多种阶级的发展，而在一个多元化社会里，各种力量和阶级之间的竞争可能朝多种方向发展。就欧洲资本主义而言，建立在经济实力基础上的社会等级无疑利用了它的次等地位，它表现得节制、稳重、勤劳和理智，因而容易为人们所接受，这与单纯建立在出身特权基础上的社会等级恰成鲜明对照。在政治上占据显赫地位的阶级如同尖端招致雷电一样吸引注意力。因此，领主的特权往往使人忘记商人的特权。
城市的普遍存在足以证明，各地大同小异的市场经济是任何社会在超过一定规模后自发产生的、必定具备的和十分普通的基础。一旦门槛被跨过，交换、市场和商人便自动发展。但这种充当基础的市场经济是形成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唯一条件。让我们再说一遍，中国的情形充分表明，在一个活跃的市场经济及其包含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没有自动建立起来。社会还必须从旁协助，预先开放绿灯，虽然并不明白自己朝哪条路走去，不明白自己将为几百年后的某一过程打开道路。根据我们知道的例子，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社会有利于豪门巨头的世代相传，这个社会能把以往的资本主义因素接受下来，没有这种持续的积累，一切也就无从谈起。
必须使遗产世代相传，使祖业不断扩大，使有利于财产积累的联姻不难达成，使社会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不同集团，成为一个阶梯式的等级社会，社会地位的提高即使并不容易，但至少是可能的。归根到底，没有世界市场所起的特殊的和解放的作用，任何事情都将不能成功。远程贸易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它是让利润更上一层楼的必由之路。
第三卷
明朝于1421年决定迁都，放弃了因有长江之利而对航海开放的南京，为应付满足和蒙古族入侵边界而定鼎北京；作为一个经济世界，庞大的中国，无可挽回地实现了中心的转移；在某种意义上，它背离了利用大海之便发展经济和扩大影响的方针。北京扎根在陆地的中心，是个沉闷、闭塞和十分内向的城市。不论这一选择出于有意或者无意，它肯定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在这时候，中国在争夺世界权杖的比赛中输了一局。
在居民总数中，特权者的比例总是有限的。我不相信有什么快速的、戏剧性的社会变动。甚至革命也不是彻底的决裂。
三百年后，十六世纪的长期繁荣终告结束。'就在那时候，经济世界再次出现了显而易见的、持续百年的、天翻地覆般的大衰退。地中海体系早已一蹶不振，首先垮下来的是与美洲的贵金属以及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金融家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班牙和意大利，而新兴的大西洋体系也运转不灵，发生了障碍。这场全面的退朝，就是历来引起无穷争论和不得不得出结论的'十七世纪危机'。正是在这个时候，与十七世纪初已跃居中心地位的阿姆斯特丹进一步巩固自己在世界的优势。从此，地中海确实不再扮演它曾几乎独占了几百年之久的历史主角。
不应盲目相信1817年这个确切日期。百年趋势的逆转在英国于1809或1810年开始；在法国则随拿破仑帝国末年的危机而到来。在美国，趋势的改变于1812年正式开始。同样欧洲觊觎的墨西哥银矿猛然遭到了1810革命的打击，生产随后未能得到恢复与当时的经济形势有一定关系。欧洲和世界一时白银奇缺。从中国到美洲的全世界的经济秩序陷于一片混乱之中。英国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尽管它打赢了战争，它无疑也受连累，需花几年时间才能缓过气来。但它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再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荷兰已在地平线上消失），再没有人能夺走它的这一地位。
西欧包含着两个'极区'，而非其中的任何一个；在几个世纪里，欧洲大陆就被夹在北意大利和尼德兰这两极之间。这是欧洲历史的一大特征，也许是最重要的特征。何况，谈到中世纪欧洲和近代欧洲，这就意味着使用两套语汇，凡适用于北方的，从不适用于南方，反之亦然。欧洲经济世界的中心只能通过两'极'相争而形成。在地中海仍是旧大陆中心的情况下，意大利到十六世纪为止始终出于领先地位。但在1600年前后，欧洲的重心逐渐偏向北方。阿姆斯特丹的崛起肯定不是中心从安特卫普迁往荷兰的简单小事，而是一场极其深刻的危机：长期光彩夺目的地中海和意大利一时变得黯然失色，欧洲从此只剩下北方一个中心，几百年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正是相对于这个极点而言，才画出极不对称的线条和圆圈。
国家在五世纪随着罗马的陷落而灭亡，后来随着十一至十三世纪的工业革命东山再起，然后在十四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和异乎寻常的经济萧条后再次解体。国家向黑暗深渊的这一次坠落，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惨剧，我承认被它吓得目瞪口呆。世界历史上不乏更悲惨的灾祸，如蒙古人侵入亚洲，大多数美洲印第安人在白人到达后被消灭等等。但是任何别的地方发生的同样规模的灾难都没有导致如此巨大的复兴努力，没有导致从十五世纪中叶开始的持续进步，而工业革命和现代国家的经济正是这一进步的结果。从政治上说，法国毋庸置辩是欧洲出现的第一个现代国家，并在1789年革命的鼎力推动下最早完善了国家建设。不必奇怪，一个如此辽阔、难以有效地联系起来的地域不会自然形成完善的中心。两个城市争夺法国经济的领导权：巴黎和里昂。
英镑的稳定是英国强盛的一个关键因素。英镑的奇特历史证明了──如果还用得着证明──这样一句老生常谈：英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与别处不同。确实如此：英镑本是许多记账货币中的一种。可是，其他记账货币在国家操纵下或在不利的经济形势的捉弄下不断地改变比价，而英镑自从在1560至1561年间由伊丽莎白女王稳定了以后，其币值直到1920年，乃至1930年始终不变。
白人受'奴役'的人数很多，时间也很长。埃里克?威廉斯强调这一事实，因为他认为美洲的各种奴役是依次替代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制约的：一种奴役停止了，另一种就取而代之。取代虽非自动完成，但大体上遵循一定的规律。印第安劳力不足时，白人才被奴役，而黑奴制──非洲向新大陆的神器投影──只是在印第安劳力和由欧洲输入的劳力不足时才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美洲，西属和葡属美洲却是另一种情况，另一种历史。它们与新英格兰并非没有可以类比的地方，但是北方发生的事情没有逐一在南方重现。北欧和南欧在大西洋彼岸再次制造了它们的分歧和对立。此外还有重要的时间差距：英国殖民地于1783年得到解放，西属和葡属殖民地不早于1822至1824年──何况南方的解放带着虚伪的性质，因为英国取代了原有的统治者，其托管统治大体上一直延续到1940年；这以后将由美国接替。总之，北方表现为生动活泼、实力充沛、独立自主和兴旺发达，南方则是惰性、奴役、宗主国的重压以及任何'外围地区'固有的一系列限制。西属美洲发展缓慢，很晚才得到解放。这一解放过程于1810年适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由于西属殖民地对西班牙的依赖将由它们对英国资本的依赖所取代，所以1824至1825年间伦敦开始大批投资标志着西班牙势力的消退。
欧洲各国效法英国实行工业化，与英国一样用关税壁垒保护自己。各国间的欧洲贸易因而缺氧，于是各国不得不转向海外市场。在这场赛跑中，英国的地位最优越，尤其因为它利用了最可靠的捷径，即金融联系。拉丁美洲从此被伦敦拴住，成为欧洲经济世界的外围。美国1787年立国后，尽管早已具备种种有利条件，也费了好大的劲才完全拜托经济世界的挟制。随着债券牌价的变化，美洲新国家的命运主要在伦敦交易所，其次在巴黎的交易所上下起伏。
成功的工业革命包含着一个普遍的增长过程，也就是全面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归根到底表现为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从结构到体制的彻底转变'。 经济增长所要求的乃是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当一个部门前进时，另一个部门不能停滞不动，以致使整个机器卡壳。
当今国际经济的现状及其分工的专断方式也阻碍着落后国家的起飞。英国全靠其世界中心的地位，因为它是世界的唯一真正中心，才完成了工业革命。第三世界为了求得进步，只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打碎世界的现有秩序。任何工业革命都要依靠众多潮流的汇集，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几股力量的推动，并且要'持之以恒'。
工业革命肯定是一次断裂。但我坚持认为，不论有无道理，资本主义通过这场大变革基本仍与自己相似。资本主义的本质难道不正是通过变化而维持自己的存在吗? 那种把资本主义设想为分阶段发展或跳跃式发展──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根据这种认识，虽然有从一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持续进步，'真正的'资本主义却要等到资本控制了生产以后才姗姗来迟。
资本主义的主要特权，无论在今天或昨天，还是选择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变化，万变不离其宗。这里我们可把阿姆斯特丹大商人昂利?霍普1784年在第四次英荷战争后就贸易所说的话转用到资本主义身上：'它经常犯病，但从不病死'。最大错误莫过于硬说资本主义只是'一种经济制度'。其实，资本主义是社会组织的寄生物。
资本主义今天没有丝毫的变化。无论在国家和国际的水平上，都在进行重新发牌，但都有利于强者。马尔库塞断言：'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货膨胀、失业等都有利于资本的集中和资本主义的集中化。这是一个崭新发展阶段的开端，但这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
- 欢迎来到文学艺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