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出现的'九'一三'事件，使整个中国社会都被强烈的震撼了，思想的巨大困惑不由自主地弥漫在神州大地上。民众心中人为制造出的崇拜偶像、那滑稽地写入党章的'接班人'瞬息间神秘的消失了，于是人们包括制造偶像的领袖们被迫开始了对现实的反思。而始终在进行'地下诗歌'创作的那些青年人比普通人更加真实感受和触摸着这一中国历史上奇特无比的现象。'许多作家（包括歌德，并且首先是歌德）敏锐而正确地指出：最牢固地掌握着永生权或长生权的作家，都是自己时代的真正儿女，他们揣摩到时代的进步倾向，善于摄取时代的液汁，抓住生活中引人注意的那部分作为素材，然后用强烈的热情，用该时代所达到的最富于批判力的思想，对它进行加工。'
于是'文革地下诗歌'创作者在经历了疑惑和彷徨之后，他们的诗歌开始从探索怀疑和执著追求相互交织阶段转向了对当时社会的反叛和生命本意的回归呐喊的新的创作阶段，而这其中思想解放的朦胧意识自觉不自觉地顽强地显露出来。他们于无意中成为了'文革'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启蒙者。
而最能做到富于批判力思想的当推北岛，他最富于批判力思想的作品当推写于1976年4月《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这样的诗句来概括'文革'那个荒谬的年代，显示了作者独具匠心的洞察和思考。这种带有强烈的思想启蒙意义的句子曾一时广泛流传。
'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诗人毅然决然地表达了对当时社会进行的坚决否定，进而以一种英雄的气概表示:'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这首诗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
多年的挫折和磨砺，'文革地下知青诗歌'创作者体验了社会底层的苦楚，然而官宦家庭和知识分子家庭双重出身的背景，使他们无心关注中国最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他们对那个社会的决绝和反叛的原因更多的是要寻找自己的生存的价值和人性尊严。自由、尊严、公平、民主对他们来说是第一位的，从城市走到农村的巨大反差，使他们越发迷惘：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使中国走向何方？中国青年的出路何在？被人玩了？被阴谋耍了？被华丽的革命辞藻引向了事物一个方面的极端？
卢那察尔斯基在评述普希金时说：'政治不是普希金注意的中心，然而他不能同政治隔绝，因为政治使贵族，特别是使最有文化的一部分贵族感到强烈的激动。'文革地下知青诗歌'的创作者和普希金不是生活在相同的社会氛围中，政治和他们的整个生活已经完全缠绕在一起了。因此，他们比普希金更能产生强烈的激动，也更能从政治气息中捕捉诗的灵感。'十年浩劫，使一代青年人的心灵经历了一次特殊的洗礼，于狂热之后的冷静中萌生了强烈的悲愤和浓烈的哀怨。理想被撕碎之后的失落感和不堪回首的生活使他们情感低沉、痛苦、迷惘，但是，年轻的心里却仍然有执著的追求和不可泯灭的希望。社会的动荡，人生的沉浮，生活中的悲喜剧，政界骗子的种种表演，使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思考与探索。他们执著地追求，艰难地探索，前途却并不清晰，目标遥远而渺茫，理想的草图朦胧而纷乱。他们的思索、苦闷、不满、哀怨和愤怒无法宣泄，而又强烈地渴望宣泄。于是他们纷纷拿起诗笔，以诗的形式抒发内心的感受。但是，一方面是前景的迷茫和思想的困惑，'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警惕与戒备，他们无法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坦率地公诸于世，而往往采用种种不确定的隐喻和象征，忐忑不安地传达着自己朦胧的内心体验，曲折隐晦地表现自己对世界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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