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中的“多余人”-《北京人》书评
'多余的人'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尽管它流行于十九世纪上半纪的俄罗斯，但它并不是俄罗斯所独有的现象。
《北京人》是中国着名剧作家曹禺在四十年代初的作品，是'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它描绘北平的一个没落的封建地主家庭，内部有错综复杂的矛盾，剧中人物都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习惯和内心世界的苦闷，在家人亲戚之间的矛盾与相互倾轧中，告诉人们这些人的昏聩自私已完全不能适应时代，从而体会到封建社会腐烂死亡的必然性。剧本写于一九四一年，当时正是抗战初期，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假抗日，真反共，消极观战，并且加紧对人民剥削压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黑暗的现实，剧作家忍无可忍，他诅咒旧社会，诅咒害人的礼教，他相信，'那种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是早晚要进棺材的，他们在争抢着寿木，而这个人世需要更新的血液和生命'。他痛苦地呻吟、呼喊、反抗、追求、渴望着光明，但光明在哪里，剧作家不得而知。别林斯基说：'无聊、冷漠、苦闷、挫折，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因此，绝望、寂寞和渴望就必然影响作家和他的主人公'。
在此种情况下，剧作家笔下的曾文清，就当然带着种种忧郁的色彩，表现出'多余人'的特征。
曾文清，是这个没落封建世家的第二代，他瘦长个，面色苍白，宽前额，高颧骨，无血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露出失望的神情，悲哀而沉郁。
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从小为母亲所溺爱，他聪明颖慧，文弱清秀，棋书诗画皆通，他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在悠闲的岁月里，他春放风筝，夏游北海，秋赏红叶，冬画雪图。有时徘徊赋诗，有时独坐品茗。他心地善良，体恤下人，宽厚同情。他不吝啬，不贪财，不冷酷，不刚愎自用，不欺软怕硬，他向往自由的生活，向往美好的爱情。革命的新思潮，或多或少的影响了他。
但就是这个被人认为绝顶聪明的青年，在封建家庭的窒息的环境中，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终于感染了忧郁症。生活的一连串打击，更加促使他的忧郁症的发展。母亲的早逝，使他失去以往的温暖；封建礼教的束缚，使他毫无爱情地早成婚姻；妻子的淫威嫉妒使他厌烦并无法忍耐；家境的衰微混乱使他失望悲哀；尤其是他对愫方的不能实现的爱情更使他苦痛忧郁。每天都有愁烦苦恼缠绕他，他变得厌倦、冷漠、忧郁、痛苦，他常常发呆，无神地凝望，给人一种沉滞的懒惰之感。他懒于思想，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重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
他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他憎恨这个家庭，但又离不开；他爱愫方，又不敢和她结合；他希望愫方嫁给人品很好的袁任敢，又愿意让愫方最好在家里；他不满封建礼教的压迫，又不敢公开与之斗争；他要爱不敢爱，要恨不敢恨。社会与环境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情与理智的矛盾，言论与行动的矛盾，新与旧的矛盾，都集中到他身上，使他无法解决。他每天只好用诗、画、鸽子、鸦片、茶水来排遣苦痛，对于家里的矛盾冲突，对于周围的虚伪、欺诈、阴险、他总是'踉跄地逃开'。
由于他所受的封建教育，没有给予他系统的有实践意义的知识，没有造就他成事立业的真实本领，没有养成他坚强刚毅的性格，他的经历又决定了他不能身体力行的坏毛病，于是，他什幺也干不了，不能独立生活，不能从事哪怕是微小的事业，他空有向往自由生活的心。
别林斯基指出：'多余人的秘密，在他的时代里。'曾文清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走向衰亡，中国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无产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新旧交替时期，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暴发户争夺棺材的时期。曾文清感到了时代与环境的矛盾，感到了自己家庭的腐朽没落。他既哀怨家世的衰微，又无能力去挽救，既向往自由的新生活，又逃不出原来的生活圈子，既痛恨吃人的封建礼教，又不敢与之斗争，只能以消极的逃避来抗御。逐渐地，他对现实的引诱冷漠了，对死气沉沉的生活方式厌倦了。环境对于他是越来越空虚，他越来越感到孤独痛苦。没有人理解和支持他，当然他不可能走向人民中间。他爷爷骂他是不肖的子孙，众人们说他是无用的废物。他悔恨自己的软弱，害了愫方，也害了自己，他悲哀地感到：'人不能太聪明了'。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使是'一百二十分的好人'，即使天分再高，却只能是个无用的好人，一个聪明的废物，也只能做畸形社会的牺牲品。
是什幺原因使他变得这样？是吃人的礼教，是旧家庭的毒气把他害成这个样子。
愫方，作为曾文清热爱的女性，是寄托着作者的理想的。她聪明、美丽，出身于江南世家，父母死后，就寄居在曾家。寄人篱下的生活，形成了她的沉静缄默忍耐的性格，她低着眉头，听着许多刺耳的话。她爱曾文清，这是她在曾家的唯一的安慰，但她又不忍看着他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家庭中所受的痛苦，所以在文清出走时，她支持他，希望他能快乐，她照顾文清留下的字画、鸽子，她宁愿牺牲自己，去为文清安排一切。他们的爱情是真挚的，也是不幸的。当愫方最后要离开曾家这个监牢时，使文清唯一的支撑也失去了，他终于以一死结束了自己的悲哀苦痛。
曾文清的身上，体现了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社会里一些贵族知识青年的悲剧。同世界文学史上的多余人一样，也是贵族阶级的挽歌，是贵族思想领导权的结束。他们个人的精神的破产，是刚刚开始的社会破产的表现。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这些多余人没有能力推动历史的前进，也无能力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大多数贵族知识分子的冷漠态度，怠惰的习性，死气沉沉的悲观，毁灭和忧郁都是贵族社会瓦解的反映。'曾文清毫不例外，他个人的悲剧，以及他所处的封建大家庭的瓦解，正是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不可救药的灭亡。
多余人这种文学现象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规律性的社会现象的出现虽然会因国家、民族、地区的历史发展阶段的不同有迟早之分，但决不会缺损或形成空白。因此，多余人的形象就不仅存在于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画廊中，而且也存在于世界的漫长的历史画廊中，这与其说是文学影响的力量，不如说是历史过程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