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书评

　　研读了这位美国学者斯塔尔的著作，坦率地说，其观点是很有价值。我对此表示赞赏。之所以赞赏，原因有三：一，他学识渊博。他不仅精通道家唯物辨证的阴阳思想，而且对古希腊及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颇有研究。二，非常熟悉毛泽东各个时期的哲学论著，正因如此，他能清晰地把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脉络。三，作者严谨的学术风范，实事求是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的这种治学风格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知道：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理论来源。而通过研读此书，使我明白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两个来源，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古代中国唯物辩证的阴阳思想。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政治哲学思想是被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读书摘要】

当古希腊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对立力量之间偶尔是相互冲突的关系而大部分时间则是互补关系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被抛弃了，或至少有一部分是彻底地转变了。相反，在古代中国的思想中，本性相反之物相成的观点在塑造中国传统中后来的思维模式方面，其影响要比古希腊的传统思想来得更深更广。

在中国思想史上，最早对对立力量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广泛兴趣的系统阐述，可以在《易经》中找到。这部经典著作各个不同部分的形成年代，在学术上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这个注释本所依据的占卜系统，人们通常认为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这个由许多三线形(即经卦――译者注)和六线形(即别卦――译者注)构成的体系，是以连线和断线的组合为基础的。连线代表支配或强盛的原则，而断线则代表退隐和柔弱的原则。三条连线或断线的一切可能的组合，构成八个三线形；两个三线形组合成包括六组线条的整体，就构成一个六线形，这种六线形总共有64种可能的组合。

在这部充斥六线形的著作中，每一卦都伴之以相应的卦辞，其中对对立力量的阐述，强调的是它们的互补性，因此，它主张一种观点：'宇宙通过变化或转化的作用方式，使每一事物获得其真实的本性和命运，并且与宇宙相和谐。这也就是进步和连续性意义之所在。'其实，六线形本身常常排列成一个圆形，暗示每一卦都以循环的顺序引起另一卦。

用连线和断线象征的主导和退隐力量之间的互补性关系，是通过阴和阳这种专用名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形式化的。这一思想学派的开山鼻祖热衷于研究这些术语和概念，因为它们支撑着《系辞》第5章的评注：'一阴一阳之谓道。'[5]阴这个词代表着退隐原则，寒冷、黑暗和柔弱，这些都是内在的，隐藏着的，像是云影和山影一样；阴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背阴面。阳这个词代表着主导原则，温暖、光明和刚强，这些都是外在的，显露的，它描绘的或是在阳光下迎风飘扬的旗帜，或是个托着有孔的玉圆盘的人（可能是一个主持宗教仪式的男性舞者），这玉圆盘是上苍和光明的象征；阳这个词最初是指山脉和峡谷的向阳面。[6]'太极图'（一个分成光明与黑暗两个部分的圆形，其中的每一部分又都包含着另一部分的一点[7]）以象征的方式反映了这两种力量的关系。

虽然《易经》并没有忽视对立力量的冲突，但主要强调的还是这两种对立力量的互补性。正如威尔海姆所指出的那样，从这种侧重中所引申出的是三种不同的变化。而这一点在《易经》这部古典著作中已经作了区分：'不变、循环变化和相继变化。'实际上，不变是基础，只有以不变为基础，变化才可能发生。《易经》把和谐和秩序看成是转变的条件，它们总是让位于变化。[8]

如同阴阳学论中，道家思想也特别明确地强调本性相反之物的内在联系。道家的著作中到处都是关于本性相反之物以及由这些对立面的互补关系所致的循环变化的论述。《庄子》中的如下一段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而万物以形相生，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此其道与'渊渊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终则复始也。'[9]《道德经》对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变化的循环性质阐述得更为清楚：'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10]

李约瑟深信不疑地指出[11]，以这种方式关注对立面的结果是，把焦点集中在对立力量的联系上面，而不是集中在它们彼此分离的特性方面。出自《道德经》的另一段话证明了这一观点：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恒也。[12]

这里所描述的关系，严格说来，没有一种能够理解为是相互冲突的，这一事实表明，关于对立力量的互补关系的观念是占统治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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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自己的经历和中国文化的熏陶，毛泽东接触并吸收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自然界和社会领域内在地充满对立力量的相互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一种在道家和儒家两种传统中都得到充分阐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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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作为现象的冲突和作为分析方法的冲突的分离，绝没有这么明显。《易经》既描述了多种多样冲突因素结合构成的世界，也描述了分析这个世界的方法，无论其形态多么原始，它都是要通过反映这些冲突来理解这些自然现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原始的方法在道家那里被精制成为一种典型的辩证法。《庄子》第二章中对此有清楚的表述：'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是之谓两行。'[20]李约瑟认为，这种根植于道学的辩证法在观察自然时能更好地解释变化。正因为如此，这种思维方式与李约瑟所谓的西方思维中'亚里士多德僵硬的形式主义'相比，在开始时更有助于自然科学的发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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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段落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的自然观中所发现的突出对立因素互补关系的观点，在这些方法论的讨论中，在某种程度上已被冲突和互补都可能发生的看法所取代。同样明显的是，马克思实现的把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自然观同以对立力量相互作用为特征的研究方法的结合，是早在许多世纪前中国传统中就至少是以原始的方式完成了的结合。

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都看到，中国和西方辩证法思想的发展是平行的。在1972年，中国作家郭沫若在与法国政治家和作家阿兰'佩尔菲特谈话时讲道，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思想都存在着辩证法的渊源。郭沫若认为，在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思想占据支配地位之后，西方思想已丧失了它的辩证性，与之相反的是，古代的辩证法在中国依然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思维模式。他确实认为（可能也不是没有一点嘲讽意味），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概念可能都是从中国借用的。[29]当毛泽东本人谈到中国和西方在古代和近代运用辩证法的关系时，也这么看，只不过方式与郭沫若多少有点不同。毛泽东认为，每一种关系本身就是辩证的：在西方，古希腊的辩证法被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而它们两者又被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超越；在中国，古代的辩证法同样为封建经典中的形而上学所否定，这两者最终由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而被取代。[30]
这种原始辩证法思想传统在中国环境中的连续性的观点，对于理解毛泽东如何吸收和发展他在马克思主义中发现的辩证法至关重要。在黑格尔和马克思能够以充分的理由认为他们的思想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种新颖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泽东在中国背景下对这些思想的发展，却是在与这些思想所冲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生机勃勃的共鸣中进行的。'从许多毛泽东经常用来阐述其辩证法思想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点，毛泽东是十分清楚的。这些例子使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特征。[32]在毛泽东论述这种冲突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是自然、社会和方法的共同性质）概念时，这种特征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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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提到了中国的先人，以此作为导入他所理解的那种辩证法的核心原则（即对立统一规律）的一种手段。他指出：'我们中国人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40]他在解释这种对立统一时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41]接着他用一段话来说明这一观点，而这段话实际是《道德经》的一种释义，他以此强调在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中丧失的对立面互补的意义：'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42]在其它地方，他论证说，可以把恩格斯的三个辩证法规律归结为一个，即对立统一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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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注释：
[1]《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9～3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 《一阴一阳之谓道》。见Science and Civilization，第2卷，273页。
'[6]同上书，第2卷，273页脚注。
[7]如Wilhelm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图所强调的是'极'具有栋梁或线条这种原始意义的特征。'利用这种本身表现为单一的线条，世界得到了二象性，因为，这种线条假设了上、下、左、右、前、后'一句话，一个对立的世界。'见Wilhelm和Baynes译的《易经》第1卷。
[8] 参见上书，280页。
[9]《庄子》第22章，引自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38页脚注。
[10]《道德经》第58章，引自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75页。
[11]同上书，199页脚注。
[12] 《道德经》第2章，陈文熙的译文，见《原始资料》，140页。
[20] 许多学者已注意到，庄子的这一章与后来Hegel以及其它人所使用的辩证法概念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看法以唐君毅的《黑格尔的变化形而上学与庄子比较》一文为代表，载《孙逸仙文化和教育发展学会季刊》3：4（1936年），1301~1315页。这篇文章摘自《中国学会新闻简报》（纽约1：4，1937年），27页。
[21]Needham，Science and Civilization，第2卷，76页脚注。他把中国没能实现这种科学发展的潜在可能性，归结为他所称之为的'没有有利的环境条件'。同上书，194页。
[22]墨子（公元前479'438）根据孔子及其信徒孟子时代所存在的兼爱思想发展了这种哲学。陈文熙认为，墨子的学说在中国思想史上相对来说是一个并不重要的学派。'现代在中国对墨子思想感兴趣，那是因为它的功利主义精神；而在西方，则是由于它与基督教有关上帝意志和博爱的信条表面上的相似性'，见《中国哲学原始资料》，212页。
[29]Alain Peyrefitte，Quand la Chine s'eveillera，le monde tremblera （Paris:Fayard，1973）.pp.47f.
[30]参见《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1958年5月8日。毛泽东解释了这种取代的必然性。在早些时候，他曾两次谈到同样的观点：'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参见《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03页。同样的观点参阅《关于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1958年3月）和《论辩证法》（1959年）。
[32]这是从毛泽东在1958年有关辩证法的讲话中收集到的事实根据，尤其是他作为辩证的相互作用的例子而对生与死的论述，《论辩证法》（1959年）。
[40]《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333页。
[41] 同上书，328页。
[42] 同上，引自与《道德经》第8页有关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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