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近看完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是一部回忆录，作者袁鹰，由中国档案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作者以在人民日报副刊做编辑时期所接触到的知名人物、文艺界重要历史事件、特殊文稿编辑等为线索，回忆了1953年到1986年期间《人民日报》副刊的一些编辑史。对于这类历史回忆录在阅读时间上可先可后，所以出版四年后才读到此书，依然可以让我们想到许多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民日报》一直是主流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新闻媒体，它的编辑工作必然接触到许多高层领导和一些领导核心的内部消息，从而了解一些事件的原发性过程。所以，作者所写回忆录的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其细节也是真实可信的。
例如在书中，作者关于批判电影《武训传》江青如何插手的细节披露，包括江青以李进的化名参加武训家乡的历史调查等，以前可能被忽视过。
再如，书中介绍1980年9月电影演员赵丹临死前，坚持要说的遗言文章《管得太死，文艺没希望》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经过，以及某高层领导的评价是'赵丹临死前还放了一个反党的屁'，都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党对于文艺工作在指导思想认识上的真实情况。
还有，书中作者谈到，198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副刊为纪念鲁迅逝世44周年而发表的诗歌《假如他还活着》，结果被中央领导要求追查诗歌作者背景及其动机。作者由此，联系到周海婴回忆录提到1957年上海一次座谈会上毛泽东主席和罗稷南先生有一段'假如鲁迅还活着'的对话，毛泽东明确地回答了罗稷南先生的疑问：'鲁迅吗？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黄宗英当时现场聆听并作证）客观地说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左'的思想是与历史上有着诸多联系的事实。
当事人写历史回忆录，由于其所处的特殊位置，其所披露的史料往往价值更高，对于后人分析研究当时的历史，恢复历史原貌，总结经验教训，其意义十分重大。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缺少这方面的鼓励，环境不宽松，甚至限制过多，造成了许多史料的流失，要么带入坟墓，要么流向海外，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
《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2006年出版发行以后，据说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列为'禁书'，解释的理由是，书中'不少内容涉及反右、文革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容，鉴于该书未履行重大选题备案程序'，被列为'违规出版书单'。其实说白了，就是不容许你写这方面的内容，如果要写也必须进行所谓的审查。
我有时候想，那些审查者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依据什么进行审查？是什么法律规定让他们进行审查？由此我想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披露，江青等文化革命的'棋手'，不让老百姓看国外电影，说是怕封资修毒害老百姓，但她们却花费大量外汇进口国外电影，供她们自己观看、欣赏、消遣。历史是不是在这里重演了呢？
其实，对于写这类东西的态度，也可以考量我们一些高层领导者的政治雅量。
据说，邓小平甚至欢迎、鼓励那些被打倒的人写文章给大家看。在毛泽东时代，凡是被打倒的人，只能呆在那里写交代。邓小平却认为那些被打倒的高层政治人物，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值得充分调动这些人的积极性。特别是这些人在被打倒之后，成了地道的旁观者。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旁观者倒是有着客观、清醒的长处。邓小平鼓励这些人给中共中央写文章，谈什么都可以，如果文章有参考价值，就印成'无头文件'，在高层小范围分发。胡耀邦在看了陈伯达保外就医期间写的文稿后，曾指出： '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
什么叫政治雅量和政治魄力，这就是！
在网上，我看到一些评论批评袁鹰在回忆录中没有反省自己，对自己在某些事件中的作为推卸责任，对一些人物如周扬、胡乔木、邓力群等人评价过于肯定，对发生的迫害知识分子事件缺乏深刻的反思等等。
这类问题是写历史回忆录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另行讨论。
因为，现在最主要的问题不在这里，而是在于敢写这类东西的人太少了，或者写出来也不易发表。所以，我们应该鼓励那些历史的亲历者，哪怕带点偏见也不要紧，先把自己经历过的历史写出来，记录下来，以免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一些老人将史料带到坟墓里去。后人需要通过考证来研究这段历史，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悲哀。
总之，我们先不要求全责备，而要采取鼓励的态度，欢迎亲历者回顾历史，记录历史。而有了这些史料，历史终究会用公正来说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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