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民文化》的写作背景及其影响-《公民文化》书评

论公民文化的写作背景及其影响





内容摘要：196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由他们联袂主持的研究项目'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并把研究成果写进了《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在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不仅给出了政治文化的经典概念，还对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明确界定，这就使得其后的比较政治学者基本上沿用了《公民文化》中的概念定义和研究领域，即使有所改变，也多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当然，《公民文化》一书之所以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其特定的写作背景是紧密相连的。本文从《公民文化》的写作背景出发，分析了其写作背景对公民文化理论的正面和负面作用。

关键词：公民文化，政治文化，写作背景，影响

战争历来就是扫除沉闷，孕育希望的狂风骤雨，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也不例外。它铲除了传统比较政治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但同时也催生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现代比较政治学的破土而出。

如果将比较方法在政治学中的应用也看作属于传统比较政治学的范畴，那么，亚里士多德对古希腊城市的对比研究，就可以算作是传统比较政治学的开山之作。而现代比较政治学作为一门正式分支学科（不过，由于缺乏明晰的研究对象，许多政治学者坚持认为比较政治学只能算作一种学派，而不是分支学科）却是直到战后才形成的。1955年，当麦克里迪斯在他同行面前慷慨轩昂地指责传统比较政治学的诸多弊端时，现代比较政治学就此宣告诞生。

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比较政治学随着政治文化研究取向的繁荣兴盛也达到了极盛时期，其中，《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的问世可以算作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研究崛起的标志。1963年，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历时五年，终于完成了由他们联袂主持的研究项目'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并把研究成果写进了《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一书。在书中，阿尔蒙德和维巴不仅给出了政治文化的经典概念，还对政治文化研究领域的基本框架进行了明确界定，这就使得其后的比较政治学者基本上沿用了《公民文化》中的概念定义和研究领域，即使有所改变，也多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创新和发展。当然，《公民文化》一书之所以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与其特定的写作背景是紧密相连的。

一、《公民文化》的写作背景及其影响

（一）、国际背景

1、政治格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政政权（尤其是被视为民主典范的德国魏玛政权）却令人意想不到地纷纷为法西斯独裁所取代，并给世界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后，随着法西斯主义政权的垮台，大部分东欧国家在苏联红军的帮助和支持下建立起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几个亚洲国家（包括蒙古、中国、越南、朝鲜、老挝）和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即古巴）也在其后不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从而构成了对西方式民主支配的整个世界格局的严重挑战；另外，二战后的50、60年代，为了争取西方国家的援助以及同西方宗主国之间天然的联系，许多发展中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过程中纷纷建立起了西方式民主法制国家，尤其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民主格局的版图。然而，没过多久，它们就迅速垮台了'无数这样的事实给坚持'不民主、毋宁死'西方民主人士带来了极大的困扰。但是，传统的将事实原因仅仅归结于经济和社会因素的方法显然已经不再有说服力了，这就必然要求不同于传统解释的新型理论的出现。于是，文化解释就成了以阿尔蒙德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比较政治学学者的研究重点，《公民文化》也就应运而生了。

实际上，《公民文化》对此解释的十分明确：'公民文化这项研究开始于对政治民主发展的关心。我们的关心是由一大批这样的国家所引起的。在这些国家里，实现这样一种民主的政治系统成为一个公开的也是困难的目标'一个稳定的和有效率的民主政府，不光是依靠政府结构和政治结构：它依靠人民所具有的对政治过程的取向'即政治文化。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事实上，这并不是学者的'杞人忧天'，而是对眼前棘手的政治现实，即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打击和曲折的深度关切和理性反思。[①]而《公民文化》的出现就为西方国家如何维护和发展西方式民主制度以及怎样在第三世界推广这种民主制度提供了政策支持。但是，也正因为如此'由于过分注重对公民文化的探讨'使得阿尔蒙德在进行政治态度研究时忽视了其他的社会因素，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文化决定论'的形成。

2、学术背景。二战后，随着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传统理论的解释力日趋减弱，文化研究随之浮出水面。在许多学科领域中，包括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都出现了一大批相关研究领域内的文化研究成果。例如，1946年本尼迪克特专论日本的《菊花与剑》，1953年莱特论述共产主义运动的《布尔什维主义研究》等书都试图从对民族文化的独特性描述出发解说特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发展，以其独到的见解和特异的立论，揭示了一系列人们略有所闻而又愿闻其详的问题，因而风靡一时。[②]当然，比较政治学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一浪潮，政治文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自然也是顺理成章。

其次，在《公民文化》的形成过程中，阿尔蒙德深受马克斯'韦伯及其学说的影响。韦伯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家，一直十分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社会行为过于复杂。所以韦伯十分注重对文化、伦理的研究，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探讨的就是宗教文化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然而，在研究方法上，韦伯遵循的却是经验主义研究的模式，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和实地观察等方法。尽管如此，韦伯理论成果的重要性却是在他去世以后才被真正发现的，经由帕森斯等人的阐释和宣讲，二战后曾一度兴起了'韦伯热'。

另外，帕森斯本人关于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性理论也在阿尔蒙德有关公民文化的调查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正是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才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显著的作用。由于阿尔蒙德将公民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形成的一种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并用数据的形式将其表述出来。因此，在研究微观层面的政治人行为方面，政治文化概念便有了空前的'用武之地'。而且，正如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所交代的：政治文化研究'可以有助于使心理文化的研究方法与政治系统的研究更直接地联系起来'。[③]而且，政治文化的变量乃是个人的价值、态度与情感，然而这些微观层次的变量在汇总时可以转换成政治系统的某种总体特征。[④]也就是说，在运用政治文化的概念进行分析时便可以将个体的态度和行为与整个政治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从而为实现宏观政治学和微观政治学之间的沟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当然，公民文化产生最重要的还应归功于调查研究方法质的飞跃。正如巴甫洛夫所说的：'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种种新鲜而又更辽阔的前景。'[⑤]阿尔蒙德也承认：其研究成果是建立在'近来社会科学中最显著的发展之一：数据收集和数据评估领域里的革命'。[⑥]随着行为主义革命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甚嚣尘上'，行为主义对经验研究的重视使得经验性的研究技术和方法开始迅速发展起来，诸如问卷设计、抽样调查、数据采集和统计分析等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调查研究方法随之出现，这就为公民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对于调查研究技术的作用，王乐理教授曾做过十分精确的分析：'第一，日益精确的取样方法的发展，使得在大规模人口中收集代表性资料成为可能。第二，访谈方法的日趋复杂化保证了由此得来的资料更加可靠。第三，计分和量表技术的发展有可能区分并组织同质性纬度的回答，再将其归结到不同的理论变量之下。第四，统计分析与推论方法的日趋复杂化，即从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到双变数与多变数回归，再到环境、态度，行为变量间关系的因果路径分析。'[⑦]事实上，这些调查研究方法为公民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整套精确的分析工具，使得公民文化的研究者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去收集精确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经验性的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另外，数据化收集资料技术的进步也使得作为一个新兴词汇的'公民文化'，比过去一直使用的意识形态、民族精神等概念更加精确明晰。因此可以说，调查研究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公民文化》产生最直接的、也是最有力的推动因素。

在五个国家采访机构的帮助下，《公民文化》对大约五千名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及美国人就民主与政治参与问题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在此基础上，书中列了127份图表，其中有52份图表所说明的是国家间的直接比较。但这决不等于说《公民文化》一书是比较统计资料的又一汇编。阿尔蒙德和维巴所要做的，就是要对在美国社会科学调查研究协会所建立的比较政治委员会中所发展的一些总体理论框架以经验为基础的应用进行探讨，如果不是进行检验的话。[⑧]《公民文化》正是根据上述调查研究得到的详实数据，才真正做到了对五个国家公民文化的科学界定，从而避免了传统文化研究中所不可避免的主观倾向和种族意识。

尽管如此，这一时期的调查研究方法尚未成熟，采集数据精确度以及丰富性的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事实上，就在《公民文化》出版后仅仅经过几年时间，人们就开始批评《公民文化》一书的时效性。因为，阿尔蒙德在对五国公民文化的分析过程中，采用的数据只是在五年时间里进行调查所获得的，对于五年以前、五年之后的五国文化是否仍然符合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所做的结论，人们有所怀疑也就在所难免了。而且，尽管这次调查对大约五千名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墨西哥人及美国人进行了调查，但五个国家采访五千人，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国家只能采访一千多人，这个样本相对公民文化这一庞大主题来说显然不够，再加上样本中城市人口比重过大以及在不同质文化之间试图运用一套指标进行比较本身就很困难。这就使得公民文化概念的准确性和精确性依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二）、国家背景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局的逐渐明朗，新的世界政治格局也在酝酿之中。罗斯福在第四任期内的突然驾鹤西归，使得其大国合作的世界主义理想被杜鲁门无情抛弃，并转而为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峙和争斗所取代。经过50年代竞争的白热化，60年代的冷战对抗格局在总体上呈缓和趋势，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结束占领的四国对奥和约在1955年缔结，以及两德关系的逐渐稳定，欧洲的领土现状大致确定下来，再加上西欧国家的缓和意愿和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东西方之间对抗的气氛有所缓解。尽管如此，表面上的缓和并未能真正掩盖住两大阵营的对立和争夺。1959年，在两大阵营对峙的背景下，古巴最终加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阵营，恼羞成怒的美国人因此发动了'猪湾'入侵，并在之后不间断地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军事封锁和外交孤立。同样，1960年的刚果危机，1961年的第二次柏林危机也都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两大阵营对抗的因素，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则将冷战推向了又一对抗高峰。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擅于发战争财的美国人又一次增强实力的机会，美国最终如愿所偿地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地位。为了巩固其霸主地位，美国试图将西方式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民主政治模式推向全球，但结果却是：大部分实验遭到失败。这就促使美国政府极其希望了解如何才能改变这一状况。

在美国政府的资助下，一些政治学者开始从更为丰富的角度来研究非西方国家政治发展状况，以便制定正确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在1956年万隆会议（因为万隆会议非常同情社会主义，对美国则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1961年肯尼迪上台（在其任内加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和对发展中国家的金元攻势）后，美国政府（通常利用CIA，即中央情报局的资金）开始为各种各样研究国际事务，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心提供资助，并要求学生们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非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⑨]

（三）、个人背景

作为公民文化主要撰著者的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1911年1月12日出生于美国伊利诺斯州，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他曾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42年'1945年，他开始任职于美国战时宣传署。1968年被选为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长，同时又担任比较政治委员会的主席，而这两个机构都带有官方色彩。所以，我们可以下结论说：阿尔蒙德和美国政府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这就为学术与政治的勾结提供了温润的土壤。对此，以色列裔美籍政治学者伊多'奥伦在《美国与美国的敌人'美国的对手与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一书中作了精彩的论述。他认为，冷战时期'在美国关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和外交政策的政治学之间的界限十分暧昧'。他指出：'人们通常认为，阿尔蒙德和维巴的《公民文化》一书是比较政治学领域里一本比较客观的、与实际政治活动无关的学术论著，很少有人说这本书是研究国防安全的。但仔细研究这本书，包括研究这本书的内容、主要作者的背景和他的职业生涯，人们发现，与其说这本书是关于政治文化的一般性研究著作，还不如说它是美国国防安全问题的指南'。很明显，《公民文化》一书的创作驱动力是赢得世界正在崛起的国家中人们的心，影响他们的思维方式，以便使西方的民主在与苏联的极权主义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中战胜对手。奥伦还下结论说，公民文化提出的政治文化经典视角，可视作致力于赢得并控制民心的登峰造极之作，它记录了政治学学说与国家安全政治学之间相互掩饰和资助的轨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政治文化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一种支配性视角，部分是由于其提供了在第三世界推动政治变革的蓝图，而这正是多数美国外交与军事政策所首要关注的[⑩]

而且，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公民文化》会被人们认为有严重的种族优越论。事实上，在《公民文化》中的大部分分析表格中，英美的排名都要排在德国、意大利、墨西哥之上，但是，由于资料只是一段时期内的，再加上一国政治文化本来就是多元的，如此结论便很难说服大众了。

二、结论

正如前所述，《公民文化》的出现是特定国际背景、国家背景和个人背景综合作用的结果。事实上，该书之所以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它开创的政治文化研究的学科领域、提出的基本框架和方式方法都已经深深地影响和启发了几代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正是由这些特定的写作背景所导致的。

参考文献：

[1]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

[2]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3]阿尔蒙德、维巴著，马殿军等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4]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

[5]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娄亚译，《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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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47页



[②]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4页



[③] 阿尔蒙德、维巴著，马殿军等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39页



[④]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158页



[⑤] 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50页



[⑥] 阿尔蒙德、维巴著，马殿军等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51页



[⑦] 王乐理，《政治文化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7页



[⑧] 阿尔蒙德、维巴著，马殿军等译，《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第2'4页



[⑨] 霍华德'威亚尔达著，娄亚译，《比较政治学导论：概念与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1页



[⑩] 景跃进、张小劲，《政治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48'2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