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尘缘来路的相识——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匆匆絮语-《苏格拉底的审判》书评

我们需要怎样的统治？

'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匆匆絮语（一）

对于一个孤陋寡闻的学徒来说，再早出版的书再晚看都不算晚。如果说，曾经在高中时期引用苏格拉底的那种自以为博闻并将此作为一种作文的华丽修饰的骄傲，现在只能说是我对这位饱受争议的哲学家的无知半解。在过去的蒙昧中，我甚至不知道竟然有这样的一场审判，和耶稣之于十字架上有着一样启世惊人的意义。当然，能有这样的机缘接触它，是我在法学启蒙生涯的开始的一件幸事，虽然我仅仅有为数不多的时间对其展开匆匆而过的扫读，那么这种囫囵吞枣式的感思仅能是作为一种缺乏逻辑和组织性的稚嫩絮语。

就如同昨日罗Sir给我论文的评价，当然我是不服气的，我很清楚自己的浅薄，因为学习的起步，但我很用心的去写意思表示的法律拟制，当然用心并不代表结果的必然性，但至少以我的掌握认知与判断我觉得他并不懂。这就像是陷入苏格拉底式的困境中，什么是年长的经验和权威，什么是必须服从的统治？我该迷信听从还是坚守自我，他说，当初只是为了鼓励我写作，但并不以为我写得好。这样的评价让我还是有点小受伤。因为没有证据佐证说我是怎样怎样的不好，只是大而化之的'缺乏逻辑，语言稚嫩'，这就好比给让曾经陶醉在学术攀爬道路的喜悦中的你的一个麻醉的谎言，最后拆穿的时候，你会更加落差，因为你甚至在过去没有察觉到那是你的无知。但善意的批评的好处就是能激发一个人的斗志！如果那不是对我的一场盖棺论定的审判，我都有机会为自己平反！

市井人物，还是悲剧英雄？

名人与伟人的共同通处就是誉谤满天下，但不同在于伟人的力量在于它对人类的历史的发展与推动具有思想性的贡献，会造就诸多转折，我们更多的是肯定。而名人，声名鹊起的方式很多，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传媒的发展，只要一夜之间就能成就名人。只要有镁光灯和相机的聚焦，只要有吐沫星子就可以诞生名人。当然伟人首先是作为名人存在的。苏格拉底是名人还是伟人，任由历史评说。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苏格拉底最忠实且具有可信力的两位妆扮师就是他的两位弟子，色诺芬与柏拉图。色诺芬笔下的他是市井人物，俗不可耐，出言陈腐庸俗，甚至可以向雅典的一个著名荡妇开玩笑的自荐为她拉皮条。而苏格拉底的妙笔生花和戏剧造诣让苏格拉底拥有了伟人的力量，成为了一个圣徒、殉道者，一个悲剧英雄。

流言与出名会有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最后都弄不清先后，谁也还原不了人物的原初本貌。很多人都是靠死亡来成就自己的名声，尽管在他死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也许在作古前年的时候又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传说。比如说梵高，比如说那些才华横溢的诗人，生前的诗作因为他们特殊的死亡方式而更具有惊涛骇浪的价值。苏格拉底之死成为了一个历史的谜团，人们无不乐于陷入这样的重开迷雾的研究与论争中。

即使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也无法了解苏格拉底。就像我们不可能了解现代人一样，不是最直接的接触，凭借流言与声势，我们怎能达成对一个人的了解和全面准确地认知呢？即使是直接接触，我们又能知晓一个人的多少呢？谁拥有这样的智慧和眼力洞穿别人的伪饰，甚至很多人连自己的枕边人都搞不定，弄不清自己的另一半在想什么？那么对于一个已经是远古时期的历史人物，我们仅能凭借的就是别人的记述。

看到一个《官托》的故事，讲一镇长为在竞升请托去检举自己，闹一出出诽谤性的受调查事件，最后在风波中证明了他的受人瞩目的'清誉'，最后当然是得逞了。真佩服他的'弄拙成巧'的智慧！无论怎么说他是懂得怎样在风口浪尖里成就自己的人！当然这样的暗招是经不起效仿的。

但苏格拉底不一样，两位高徒的烘托使原本可能被埋没在历史洪流的思想在一次死亡的检验中更加闪耀。而他个人的悲剧主义色彩就被凸现更加浓重，人们越是有对他个人的猎奇心理，历史就愿意把他捧得更高。

统治的分歧：专家、民主、暴政

城市的统治是寡头派还是民主派？苏格拉底对两者都保持了距离，他的理想是应当由'那个知道的人'来统治。他将自己树立为一切现存政府形式的反对者，并提出了一种新型的统治，一种专家统治，即在一艘船上，船长的话就是法律。而在当时流传的笑话是'在纺羊毛上，是女人统治了男人，因为她们知道怎么纺羊毛而男人却不知道。'他的类比当然是值得推敲的，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的专家的权利，在自由的城市里，可以对不满意的进行解雇和更换，否则'那个知道的人'的面具后面潜藏了暴政的面孔。

而他最关于最基本的原则是'发命令是统治者的事，服从命令是被统治者的事。'这是雅典人所拒绝的权威主义原则。他的另一个思想就是忠君的保皇派，认为国王是'人民的牧人'，他把人类社会群体看作是必须由一个或几个国王来统治一伙人群，就像牧人看管羊群一样。而雅典人正如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有理性，能区分善恶，能够自己治理自己。

我们需要怎样的统治？当时雅典的民主学派认同用民主投票的办法寻求'知道如何统治的人'，这种传统是至今被我们现代国家所继承的。现代国家最喜欢标榜的就是自由民主，可见当时雅典城邦的文明开化程度。各国政体形式无不证明这种选举形式的大同与合理，人们也异常平和又欢欣地接受这样的民主选举的方式。这不会沦为用武力和欺骗获得权力，所以不会被扣上暴政之名，因为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参与了自治，并享受了应有的权利，虽然某些权力交由了代表，但并不是完全的服从的关系。我们沉浸在这样的自喜里，虽然我们希望成为统治者，成为掌权人，成为更多的代表，可以拥有更大限度的自由和便利，但作为一个普通市民，我们安分守己，只要这样就可以了，只要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就可以了。

书中有个很绝妙的讽刺：'没有人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居然畜性有更多的自由，狗会像他们女主人那样，马和驴会极其自由和尊严地上路，碰到谁就会撞谁，不知让开一旁。'我们可以像狗和驴马一样向国王申请无度随心所欲的自由吗？

似乎在我们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根本不可能做到。因为那种可以肆意践踏自由的恰恰是自由的骄宠，可以霸权一时，我们不是生活在驴群里，而驴也不是生活在人群里，所以非常短暂的没有同质伴侣的挤压和倾轧。一旦这样的自由被效仿，也就是意味着自由的失效。因为很快就有对自由的横行掠夺，战争就出现了。这时候原本的法律和秩序恰恰是加剧本来受压抑的野性，而这样的战争又成为发泄野性的受人欢迎的办法。

其实更多的感知社会，发现苏格拉底还真的是先哲圣人。专家的统治在现代社会的意义更加凸现。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大多数人无不是按着专家设计好的脚步在走。专家的语言成为了一种社会主流的服从，他们获得了一种最隐性实则是横行江河的霸权。孩子听父母，因为那是家庭经济控权和个人成长依赖的专家。上学听老师，那是成绩评定和个人鉴赏的专家。在医院里，医生是专家，病人必须听从。在政府机构里，官大的是专家，不仅因为他大还因为可能比你懂得多，因为他知道和有能力爬上去，而你暂时不能。

专家无处不在，所谓的专家鉴定成为了一种资格能力的认证。于是专家在各个领域很走俏，你有选择谁作你专家的权利和自由，但是你选择了你就会听他的，因为你的选择就意味着你的服从，服从他的统治，诚服在他话语权的淫威之下。专家成为了你的个人成长的垫脚石，也成为制约你创造的阻力。但你最终其实想做的就是成为专家，不是统治自己，而是像曾经被别人统治一样统治别人！

寻找遗世千年的温柔



'关于《苏格拉底的审判》的匆匆絮语(二)



语言的魅惑：美德与知识，善良与谎言

大凡天下人的成名成功都离不开他嚼舌头的本领。能凝聚我们的目光、让我们仰慕和诚服的通常是一个人的引经据典、横跨五千年的滔滔辨才，那种唾沫横飞的力量是很多没有经过超常规训练所不及的，还有一种就是沉淀在历史长河中与真理媲美的思想，它虽然没有如口头表达那样豪迈气贯长虹，但却拥有韬晦、启发后人的意义，是不断被证成的智慧积淀。那么与苏格拉底有关的是哪一种呢？

就在西塞罗宣称，演讲的艺术因此就是既有宪法体制的产物，苏格拉底表现出了蔑视的态度，他认为演讲家必须去理解灵魂的性质和它同神的关系，他还为了灵魂的完善反对参与政治，最激烈的一次是把演讲者的艺术比作面点师傅的手艺，把口才视为拍马屁。他的'马屁术'论认为其有很多个分支，口才是一个，就像个人修饰和诡辩是一个分支一样。这种蔑视在他对悲剧诗人的评价上更是暴露无遗。

他的蔑视夹带着清高狂妄的成分，但也不无道理，透过一切语言的华丽外衣，我们发现其实真相是我们每个人内心的本质需要。很多人将虚荣排除在外，但离虚荣最近的就是体面，接近体面的还有满足、尊严及人生追求的东西。我们需要演讲来说服自己的无非是哪怕我很笨，我也应该有这样相信自己很聪明的自信。而更多的政治宣讲、道德宣扬是一场展览，前者出展的是政绩与形象工程、后者出展的崇高的道德，这些展览的意义就是拥有说服感染意义的，满足演讲者、演讲内容指向的对象，还有广大听众。我们沉浸在语言攻势下，在语言的魅惑中选择各种不同应对的方式，政治上、道德上的共鸣性认同与行为追随。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并将绝对定义作为毕生追求，但却又认为这种绝对定义的知识是得不到的，如果有也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美德是不可以教育的，因此多数普通人是不能获得的，因此回到了他的根本性命题：人类社会群体是一伙羊群，不能放手信任它能治理自己。他还认为城市治理是一门艺术，只有少数人能够掌握，没有掌握他的多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该服从他的统治，不要浪费时间，发表无知的意见。回到之前的关于统治问题的讨论，所谓的专家治理方式让我最快想到的是医生，作为病人确实是无知的，但这种医生的统治是基于其可获得的医学知识，他所拥有的美德仅以知识为限，一来值得怀疑的是这种知识的穷尽边界，二来需要怀疑的是我们的合作选择权。我们可以换医院、换医生，这所谓的少数人之中，我们依然保留着罢免的权利，更不用说质疑和监督，当然这种质疑的意义是什么，这种信任的基础就是什么呢？

他在《修辞学》中说到：人类具有充分的智力被合理的论点打动，这种信念是民主政体的根本基础，如果把人类当作一群没有头脑的家伙，自由政府就没有前途。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这种信念的识别能力是有很强的，但另外一层意义上说，这种信念又是很浅薄的，就像精神信仰一样，他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性，因为对于专家的领域，大多数人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所以秉持着一种能够在感性上被说服就好，它并非需要依托太多专业知识的理性判断，那么统治者的说服技术要求就更高。这似乎和他对演讲术的观点相悖。

对于美德这个他所钟爱的命题，善与恶，法律与正义，他肯定会同意讲实话是美德的基本条件，神是不会说慌的。但就像自卫杀人的理论并不推翻禁止杀人的法律一样，所有的法律和一般命题都有例外，那么我们就允许善意的谎言，并承认它是美德。这意味着所谓的美德、人道、慈悲心肠有时候失去了它既定的准绳，需要很多变通的规则，有时甚至是对立意义的。如果是非是美德的一项标准的话，那么人心工程和是非站在对立的语境中，我们是否无条件的抛弃应有的法则呢？有时候，法律的功能发挥是很有局限的，就如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法律理清了双方的对错和各自承担的责任，但这个受损的人心，因此发生的矛盾是需要规则以外的东西去修复。那么至少温暖人心的语言是具备这个补救作用的，它是一个态度立场的宣照，我们何从得知一个人的美德在哪里，言语间总能得到感知和鉴别。

但我们也畏惧谎言，哪怕是最亲近的人，通常是关系越近杀伤力越强。诚实互信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甚至是一个人的底线问题。但在这个光怪陆离的现实世界里，我们常常陷入对语言真实性判断困难中。虚伪是垂手而得的修饰。著名的苏格拉底式讽刺就是说他佯装无知的谦虚以造成对方不知所措，他的提问者觉得他事实上在取笑他们。

遭遇谎言的时候，我们通常有几种面临失去的状态，被欺骗、被嘲讽失去尊严，因欺骗而失去一些本有利益。无论是陌生人，还是最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会将信将疑、难以丢弃我们的防卫和戒心，于是有了围墙和面具。某些遮蔽是为御寒遮羞，而语言的遮蔽通常是动机性的，背后会有很多善意或恶意的掠夺，掠夺事实的真相，掠夺物质和情感的归属。当然正如世界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样，语言会在撞击中留有缝隙。所有谎言总有被拆穿的一天，除非你将它带进棺材带给神，当然神的喻示是不要说谎，所以临终前的忏悔是你不为生命留有遗憾的方式。也许我们正是在谎言中真正懂得生命的意义，并在谎言的浇灌中成长！



对抗的代价：生与死，一个人与一座城

--关于《苏格拉底审判》的匆匆絮语之三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没有城市归属的人好像'棋盘上一颗孤单的棋子'。这个生动的比喻正是说明了人只有在社会群体中同被人发生关系才能找到幸福的生活。苏格拉底言传身教的是退出城市政治生活，他认为隐退是灵魂完善的必要。

苏格拉底在受审时对法官说：'如果你们把我处死，你们就不会再能轻易地找到一个，像盯住一匹马的牛虻一样盯住这个城市的人。'他吹嘘自己叮了雅典这匹懒马，但这只自况的牛虻却在最需要它叮得时候不在。

对于一位哲学家来说，没有什么比议会更好的讲坛来生动地表现争取美德的斗争，在苏格拉底生前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曾经有两次令人难忘的辩论，一次关于米洛斯，一次关于米提利尼，都牵涉到雅典的一个反叛的盟友。前者给雅典带来了黑色的污点，后者带来了光荣，两次都是对雅典这个城市美德的考验，两次都值得哲学家的参与！为了此些名誉，人们多么希望苏格拉底出面，可是这个美德的说教者却选择了缺席。一个叫狄奥多特斯的领袖站出来，在为米提利尼的屠城事件上提出了三个论点：毁灭一个已经准备投降的城市实属不智；以阶级斗争的逻辑为基础，应该争取民主派；没有必要毁灭一个其舰队人力财政资源可以对雅典本身的生存和胜利作出巨大贡献的城市。他说：'考虑得当的人比鲁莽地用暴力向前冲的人更能对付敌人。'

现实证明了这位领袖的眼光和智慧，同样深刻的检验了雅典的美德，同时也对苏格拉底的牛虻产生强烈的冲击！苏格拉底不参加城市事务是否属于好公民？这是他与雅典城邦关于幸福生活的一个巨大分歧，尽管他本人试图为自己辩护。

只有一次，苏格拉底劝告自己的弟子参与政治，但是当查尔米德斯承认在公开场合路面感到羞怯的时候，他泄露了自己对雅典议会的深度蔑视：'最聪明的人也不会使你害羞，然而你却不好意思在一批笨蛋和傻瓜面前讲话！'他对雅典民主充满蔑视的话后面隐藏着一个毫无疑问的社会势利鬼的嘴脸。在柏拉图的笔下，他甚至把公民事务贬低为粗鄙的琐事。

但他依然受到尊重，因为他的不守成规！很少人意识到他反对开放的社会，是个拥护关闭社会的信徒，蔑视民主、崇尚斯巴达的雅典人之一！他借斯巴达的军事训练与雅典人的堕落以对比，还称斯巴达人是隐蔽的秘密哲学家的人，为其铁幕提供了一个颇具独创性的解释。

缘何苏格拉底和雅典的生死对抗会等到他的70岁呢？就是其受审前发生的三次'地震'动摇了雅典内部安全感，使公民害怕起来，不满分子勾结敌人斯巴达推翻了民主政体建立了独裁专政开始实行恐怖统治。在系列事关重大的冲突中，苏格拉底既没有站在贵族派一边，也没有站在他自己的中产阶级或穷人一边，雅典最喜欢说话的人在最需要他说话的时候却保持了沉默。可见当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的时候，苏格拉底从来没有为雅典掉过一滴眼泪！

苏格拉底被控诉的起诉书说他是个做坏事的人，因为他腐蚀青年，不相信国家和城市所信奉的神祗，而相信其他精神的存在。在雅典的刑事案件审判中，陪审团共投两次票，一次关于定罪，一次关于量刑。假若他不那么清高自大尽力地树敌于陪审团，只要争取差6%的票数就能获得无罪开释，但他最后将死作为自身的选择，甚至说，这次审判使他有机会按照雅典的处决方式愉快地饮鸩自杀。

他本可以交付罚金，本可以选择出逃，但却英勇赴死。他是那么纯粹的哲学家以至于他对弟子们说的都是：真正从事哲学的人所研究的没有别的就是死而已。他正是用这样身体力行的方式与这个城市对抗，留给后人以研究的口径。

他终将是以壮烈的方式与这个城市告别了，尽管还留下很多无法自圆其说的残缺，但雅典对他的这场审判恰恰是给雅典的民主留下了一个污点，是悲剧性的罪行。苏格拉底的殉道和柏拉图的才华，使他成为了一个非宗教的圣徒，以宁静和宽容的态度对待无知暴民的优越者。苏格拉底需要鸩酒，就像耶稣需要十字架一样，来完成一项使命。

这项扮演悲剧英雄的使命，苏格拉底算是英勇地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