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刘醒龙发表了中篇小说《凤凰琴》，表现了山村民办教师的艰难处境与他们的默默奉献，感动了无数的普通百姓与高层领导，直接促进了当时正在实施的民办教师转正的浩大工程。2009年作家又推出了长篇小说《天行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5月版），以更广阔的画面、更多样的人物，展示了民办教师的生存情状以及他们在转正过程中的曲折遭遇，凸现的是他们的历史作用和崇高精神。作者的题记是：'献给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今天，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已然消失，作家为什么还要去写这些故事和人物呢？
民办教师这个群体存在了几十年，它的消失还不到十年。但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似乎已被淡忘。在文学作品中，我们也很少看到。其实这曾经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它的作用、意义正体现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份量，并不亚于上世纪50年代后期的'右派'和60年代中期的'知青'。从这个角度讲，《凤凰琴》和《天行者》就具有发现和开创意义。'文革'时期，全国的教育事业遭到巨大破坏，教师队伍青黄不接，广大农村不得不招聘低学历的人补充教师队伍，形成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民办教师群体。最多的时候据说达到了400万人。他们没有教师职称、没有固定工资，国家和农村只发给一点生活补助。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他们撑起了全国数十万个农村、上亿中小学生的教育大业。从80年代开始、国家采取一系列举措，把合格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直到2000年全面完成。《天行者》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上，描述了90年代一个叫界岭村的小学校，几位老民办教师怎样坚苦卓绝地维持和发展着乡村教育，怎样煞费苦心地启迪和培养着乡村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渴望成为真正的人民教师，但转正之路是何其漫长曲折。在一次次转正的博弈中，又最终显示了他们真诚、高尚的精神品格。在从'文革'到'新时期'那样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中，他们以健康、纯正的品格和尚较扎实、丰富的文化功底，教育和塑造着一批批的乡村孩子。这些孩子正是我们今天社会的主力，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中，流淌着乡村教师殷红的血液。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民办教师群体，中国的教育、一代一代青年的命运，将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刘醒龙把他们称为'中国大地上'的'民间英雄 '。
《天行者》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是，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创造了一个丰富独特的社会环境和众多坚实而鲜活的人物形象。蕴涵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特征和精神动向，因此是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界岭村，虽然依旧是地老天荒、一穷二白，但改革之风已吹进山山岭岭。然而它毕竟是一个有着古老文化积淀的老村落，构成了一种新旧交织的特色。就说对文化、对教育的态度，村子里就颇有古风味道。已经去世的老村长对教育就格外重视、支持，成为人们常常回忆的佳话。村民对学校、对教师也很关心，想方设法尽着自己的微薄力量。由此不难看出，教育在传统的乡村中的位置。但现任村长余实则俨然是界岭村的'土皇帝'，他在村政工作中搞独断专行，把教育当作'鸡肋'，对教师则有一种本能的轻视和压制心理。在小学校的建设、教师补贴的发放以及教师转正等事情上，他都没有起积极作用。特别是学校的三位民办教师，都是本村村民，在数年一届的村长选举中举足轻重，更成为他难以应对的一种挑战力量。他代表的是一种陈腐的专制主义思想和势力。以余校长为首的民办教师，是乡村中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他们继承了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汲纳了'五四'以来的现代思想文化。他们不仅给学生心灵上撒播文明的种子，也在乡村社会中传播现代文明。余校长等与村长余实的矛盾冲突，反映了民主、科学、进步同封建、专制、愚昧的对峙与斗争。在后来的村长选举中，'村阀'余实被民办教师孙四海取代，象征了乡村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天行者》深刻地揭示了民办教师所代表的现代文明和文化，对乡村社会的重要影响，可谓独具慧眼。
刘醒龙有着很强的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功力，在不算长的篇幅中写出了多位栩栩如生的人物。主要人物余校长，是一位把教育当作自己的生命、把学生看作自己的孩子、工作老练而富有智慧的感人形象。他在处理婚姻与爱情上的有情有义，在一次次谦让转正指标上的高风亮节，显示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纯正品格和仁义情怀。教导处主任孙四海，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儿，但自学有成、心志高远，被老村长收留重用，成为界岭村小学的台柱子。他同有夫之妇王小兰的爱情，虽然有悖常规，但却显示了他的担当精神和浪漫感情。他在转正难成、转而竞选村长的行为中，更展示了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良知。这是一个有文化、有理想、有作为的民办教师形象。还有不乏投机、功利之心，但本性善良、宽厚的副校长邓有米；有点自私和心计缺点，然而在工作上尽职尽责、不辞劳苦的乡教育站万站长，都刻画得真实生动、血肉丰满。刘醒龙笔下的女性形象也颇有特色，漂亮、温情、贤慧的年轻寡妇蓝小梅，守着瘫痪丈夫、追求美好爱情、最终惨遭杀害的王小兰，在苦难中长大成熟、以自学考上自修大学的叶碧秋，还有神经失常、整日抱着一本小学语文课本阅读、朗诵的老村长女儿，都散发着一种质朴、清新的自然美和诗意美。卑微而可敬的民办教师，不幸而美好的乡村女性，构成了刘醒龙丰富而瑰丽的人物画廊。
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特殊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在20世纪末期消失了，绝大部分进入了公办教师行列。《天行者》中的三位资深民办教师，命运却并不顺利。在三次转正的机遇中，前两次阴差阳错地被年轻人占有，后一次只有余校长意外得到成功。第三次的大规模转正，国家有一个'花钱买工龄'的硬性规定，却难倒了这些身无长物的可怜教师。副校长邓有米长期节衣缩食攒下的钱终于使他首先转了正，但却因负责建校工程收受贿赂（其实是企图用'回扣'为同事筹款）而被开除刚刚到手的公职。邓的妻子追回买工龄钱为余校长交了款，余才有幸成为正式教师。而借贷无门的孙四海只好'弃教从政'，成为界岭村的新一任村长。从转正过程的一波三折中，我们更看到了这些'苦行者'的悲剧命运和他们的精神风貌。然而，民办教师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不仅在数十年的历史中，支撑了乡村教育，填补了教育空白，同时留下了一份值得珍视的精神遗产。在界岭村先当民办教师、后来成为乡教育负责人的万站长，对外甥张英才意味深长地说：'想说界岭小学是一座会显灵的大庙，又不太合适，可它总是让人放心不下，隔一阵就想着要去朝拜一番。你要小心，那地方，那几个人，是会让你中毒和上瘾的！'就像我，这辈子都会被缠得死死的，日日夜夜都脱不了身。'是什么东西能让人'中毒和上瘾'呢？正是这个卑微群体那种几乎是出自本能的奉献精神和敬业品格。他们承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最核心的文化传统。
界岭小学那样贫困、微小，只有三个民办教师带着百八十个学生，但学校每天雷打不动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由校长主持、两位教师用笛子奏国歌，全体学生庄严敬礼。在三位民办教师心目中，学校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教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正是为此而献身的人。这种神圣感是可以感化任何人的。从这个学校起步、后来进入政府机关的张英才，最终又回到了这里，接过了前辈的'接力棒'。教师的职业决定了教师必得有一种博大的'爱心'，它本质上是一种'爱的教育'。还是那位万站长说的：'一般的老师，只可能将学生当学生，民办教师不一样，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总是将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成绩再差也是自己的亲骨肉！'土生土长、乡里乡亲，既是学生又是孩子，决定了民办教师同学生的特殊关系和感情，就形成了他们那种天然的敬业和奉献品格。正是民办教师这种精神品格，感染和改变了奉行厚黑学的青年蓝飞。他重回界岭村，在重建学校校舍、在村里民主选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办教师的精神'火炬'，照亮了当时年轻一代的心灵，它也将照亮今天人们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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