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总有着纠缠不休的争论，而张居正的遭遇正是这样。从读《万历十五年》开始，我在多本历史读物上品读过张居正，还读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张居正》。综合起来，张居正是一个力挽狂澜的救时宰相，但他长于谋事却拙于谋身，最终改革事业中途而废，家族不幸覆灭，每每回顾此段历史，总是让人嗟叹不已。
由于身在中枢蛰伏多年，也因为对历史教训的充分汲取，张居正有了巧妙推进改革的完美设计，如以奉祖制之名，行改革之实，减少改革压力和阻力；既保持改革的刚性，又保持处理问题的灵活性；从自身做起，从自己人做起，力图为改革创造一个让人敬服的做事氛围。然而，官僚体系自有运行规则，改革必须损害官僚们的利益，其反抗自然是此起彼伏。能不能经得起这些反对之声的干扰，关乎改革能否顺利推进与最终成败。与王安石的做法不同，张居正最初并没有把改革态度与官员的个人进退挂钩，保持着相当的宽容与理性。然而，正处改革中期关键之时的夺情起复事件之后，在强大的反对之声中，张居正完全变了，他几乎放弃了对现有官僚系统的期望，开始了对反对者人身的无情打击，在保障改革推进的同时，必然更加伤害了官僚们，引起的仇恨与潜伏的反抗可想而知。更重要的风险还在于皇帝的态度，这对于改革才是最为根本的。但在张居正执政后期，不祥的征兆开始显现，张居正也考虑到面临的政治风险，提出了激流勇退。然而，艰难的改革大局不仅其他大臣难以接手，就是皇帝也惧怕接手，结果全身而退的机会便这样流逝，在皇帝的一再挽留下，张居正只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条路可走，至于身后的悲惨场景，只怕张居正心里已经有了充分准备。谋事与谋身，某种程度上只能选择其中一个，也正是因为如此，历史上的改革才会让人望而生畏，才会让人倍加感叹。
沉浸于历史人物的往事，往往让人身临其境一般，不觉身受感染，郦波说他在讲张居正的过程中不禁声泪俱下，就像与历史人物化为一人一般，悲喜不能自胜。而朱东润先生写《张居正大传》，也情不自禁的进行了感情的抒发，似乎忘却了传记本身的严肃与中立原则。文学理论上讲，悲剧才是真正的戏剧。张居正的人生正是因为以悲剧结束，才更让人在记忆中刻骨铭心，敬佩与遗憾，感慨与痛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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