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曾经拥有220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疆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远洋船队,为什么从1840年开始,却坠入了屈辱苦难的深渊?
为什么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在19世纪走向衰败和落伍?长期战乱分裂的欧洲,为什么会在19世纪后超越中国、领先世界?
这在世界学术界,它被称为'李约瑟之谜' 。《五百年来谁著史?》北大教授韩毓海以其大气磅礴的思想气度、汪洋恣肆的文字风格、慷慨恢弘的人文抱负,重新回答了'李约瑟之谜'即'近代中国何以落伍'的问题,指出:理论与现实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和民生结合,乃是中国复兴和中国道路的三个关键点。
'500年来中华民族衰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货币金融上受制于西方垄断。'《五百年来谁著史》通过大量的论证告诉读者,由于中国明清两朝一直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而且在银储备非常短缺的情况下'鬼使神差'地确立了银本位制,从而将国家的金融经济命脉拱手交给了外国资本主义;同时由于明清两朝实行'无为而治'的'文化大一统',中央政权对边疆、少数民族、外藩满足于文化上的认同,而不是军事和经济上的强力控制;国家对散布在基层城乡的亿万小农缺乏强有力的控制和组织能力。所以,这个表面上繁荣的庞大帝国,经不起1840年的轻轻一击,从此开始了分崩离析的命运。
作者认为,近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取决于'国家能力'的强弱。最简捷地解释这500年来世界史的消长,其核心实际上就在于'国家能力'这一点上。在西方现代兴衰的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从根本上说是现代民族国家这种组织形式的奠定,最初就是16世纪地中海地区的银行家们投资于国家间的战争,最终则是金融家通过攫取'世界货币'的发钞权,而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为他们的投资冒险埋单和作担保(这随着1913年美联储体制的形成而达到高峰),而上述军事-金融-国家相结合的特殊组织形式,才是西方世界近代兴起的真正关键,至于那被奉若神明、而又众说纷纭的'资本主义',充其量只不过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充当了'帮手'的角色而已。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目标在于占有更大的'生存空间',金融家的根本目标则在于通过债务关系攫取最大利润。
作者还探讨了:为什么白银能成为明朝的合法货币?为什么说明清亡于'货币战争'? 为什么中国票号资本被西方金融资本击溃?究竟有没有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一系列大问题,并藉此重估新中国的体制问题,其观点和结论为当下中国提供了深刻的启示。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中国代表着'勤劳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战争金融'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学术界所谓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西方的'资本密集型'之比较,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谁胜谁负,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这使我想起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论断:'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活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惟有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者方才深刻地了解到:学问与实际脱节、政治与民众脱节、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和民生脱节,这便是中国社会组织能力持续衰弱之根本原因,从而,方才把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作为一切行动之指南,更专心致志、全心全意致力于改造基层,从基层入手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和发动群众。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理论与实际结合、政治与民众结合、国家财政金融制度与生产发展及改善民生结合――这便是中国共产党扭转'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胜利之道,是人间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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