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是几乎完全不同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实质是一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统治，完全靠皇帝派出的各级官僚达到统治的实现，为此钱穆、黄仁宇等历史学家没有少动脑筋来发明词语，用于区别中外封建制度的不同，但似乎效果不好；而欧洲的封建社会则与中国的西周时代类似，确实是靠分封制下的领主们实现统治的，与柳宗元的《封建论》中提到的封建类似。既然中国封建社会是如此的统治模式，则统治的经济基础便天然地落在了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身上，大量的自耕农完成了国家的税收、劳役和兵役，一旦以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基础遭到破坏，则王朝的统治必然受到冲击，严重时可能改朝换代。也基于此，《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路径优化》在回顾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历史后指出，哪个时期自耕农占据农民阶级的主体地位、土地向自耕农手中倾斜，那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就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
中国的历朝历代均认识到了自耕农的重要性，从汉朝开始，便不惜动用国家机器沉重打击大的土地拥有者，防止农民对地方豪强的依附，将自耕农控制在国家手中。所以，中国古代始终没有形成与欧洲类似的封建大地主，因为各个王朝均对大地主进行着无情的打击，富不过三代便是最后的结局。但让人遗憾的是，终封建社会两千年，稳定自耕农的问题始终没有破解，中国的封建社会历史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低水平上的循环。各个王朝基本呈现共同的兴衰路线图：王朝初期人口减少、国家机器强大，建立起大量的自耕农，降低税赋，奖励农耕，保护农民利益，经济社会发展得以复兴，王朝统治得以维持；王朝中期，土地兼并加速，自耕农体系不同遭到破坏，要么被迫依附于地方豪强脱离国家控制，要么遭受国家税赋转嫁面临破产，要么失去土地形成游民，于是明君能臣出现，改革开始，矛盾得以缓解，王朝出现中兴，否则王朝可能终结；到王朝后期，各类矛盾积重难返，改革难以施行，土地兼并无法阻止，自耕农体系严重破坏，农民生存难以为继，内忧外患一齐暴发，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王朝解体。
何以形成这样的历史怪圈，大体可以找出三大原因：其一，人多地少的根本矛盾无法化解，除过王朝初期人口较少外，王朝中期以后人与土地的矛盾开始显现，此后愈演愈烈，起于北魏成形于隋唐的均田制就是因为后期人口增多而无法真正实施到位；其二，资本的无路可逃与被迫重返乡村，在重农轻商的历史传统下，大量资本在手工业和商业实现积累后，重新返回农村购买土地，掀起土地兼并热潮；其三，统治者'家天下'思想的负面效果，既然普天之下，若非王土，则王朝中央自我破坏土地制度的情形难以避免，一代又一代的皇亲贵族、官绅阶层均无一例外地侵占着农民的土地。
由于土地的重要性，拥有自己的土地也就成了农民最大的梦想，中国历代农民起义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耕者有其田，中国近现代以来的革命目标也是耕者有其田。但可惜的是历代的农民起义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到太平天国这一历史最大的农民起义，虽然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却无法真正实施；戊戌变法提出的强国措施很多，但对土地制度没有涉及；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王朝统治，但农村革命基本没有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连列宁都评价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但孙中山没有来得及实施，后面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更不会实施；最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抓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即农民的土地问题，明确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最终实现人民翻身作主，通过土地改革，最终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历史梦想。由于解决了土地问题，农民就跟中国共产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今天，虽然土地收入（除过卖地）对于农民的总体收入而言，比例已经大幅降低，附着在土地上的社保、就业功能正在剥离，农民对土地的感情也正在淡化，但不可否认的是，土地对于农民的重要性依然存在，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在加速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中，如何保护好土地权益，是农民最为关切的问题，也是当代土地制度改革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
（二〇一三年三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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