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概念的描述，农村的现实依然艰难。改革在推进，但属于农村人心气最高的80年代已经远去了。在那个年代，中央的文件为了农民而宽容地写道，这个可以，那个也允许，强大的制度藩蓠硬是在农民的创造中打开空间，拉开了改革序幕，也启发了后来的城市改革。但当改革的重心转移到城市后，农村的发展却在九十年代呈现出停滞，乡镇企业不行了，种地收益下降了，税费负担相反还加重了，逼迫出了农民的集体抗争与充满血泪的农民工大潮。新世纪的农村问题重回政治重心，重中之重的表述让三农问题的重要性无复以加，连续十年一号文件的颁布，让农村积累的矛盾得到大大化解。可是在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当今时代，尽管有强大的政策反哺，尽管农民对国家的恩惠也相当满意，但农村的现实依然是矛盾重重，而且呈现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日益突出的趋势，日益强烈的利益诉求、日益复杂的利益格局，让维稳成为乡村政权最为沉重的负担。小说将农村维稳面临的种种现实困境集中于一个陕南的小镇来展示，既显得异常尖锐，又是那么的真实。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何以如此？如果形像地说，旧的去了，新的未成，转型期的情形岂惟农村如此，城市不也一样吗？在城乡割裂的体制下，农村人还靠着固有的乡规民约和传统道德观念，小心翼翼地固守在传统的约束之下，但如今这些都已经被冲破，而应有的现代观念却还没有扎根，在一个物质追求异乎狂热的时代，农村人乃至整个中国人不都是在一种忘乎所以的状态中浮躁甚至狂躁着吗？那些农村的问题表面是传统的农民心态在起作用'不患贫，不患富，患不均；但实际是道德底线的沦陷，没有了遮拦，只剩下不可抑制的利益冲动'我要得到，我还想得到；为什么别人有了我没有，为什么现在的人有了，我们过去却没有；等等。利益之争像浮在水面上的葫芦，按下这个，那个又上来，根本沉不下去。都没有的时候，可能大家还心平气和；一旦有了却反目成仇，一池子水始终静不下来，浑浊的状态怎么澄清！就像作品中借带灯之口说出的，'我现在才知道农民是那么的庞杂混乱肆虐无信，只有现实的生存和后代依靠这两方面对他们有制约作用。人和人之间赤裸地看待。'
在几乎所有的贾平凹作品中，都有女人的重要位置，这些女人们一般都美丽、善良，成为小说的亮色，不过作为主角的却不多。这一次，女人成为《带灯》的主角，书名就是女主角的名字。
带灯就是萤火虫，这个名字显然与作品主人公的现实生存状态有某种类比性。首先，萤火虫是腐生的，但展示的光亮却是纯净的、灵性的，在多少童话中不断出现。作品中的带灯就像萤火虫一般，不管基层的工作多么卑微、庸俗甚至龌龊，但她的内心始终是纯洁的、高贵的，加上她美丽的外貌，更加卓尔不群。其次，萤火虫的光亮是有限的，尽管能给人暗夜的希望，但一个萤火虫并不足以照亮夜空，那需要一群甚至多少群萤火虫集合起来，可这种理想状态的实现是困难的。带灯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其实也是孤单的，她不愿滑入世俗，不愿突破道德和良知的底线，在其他同僚眼中只能属于另类，连自己的丈夫也不能理解，只有在与元天亮想像中的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来自我消解。再次，萤火虫的光亮也是难以持久的，萤火虫自身也是脆弱的，当迟迟不能等到现实的光明时，长时间的深处暗夜则可能只剩下自我毁灭。面对身处的无奈现实，带灯感到现实工作的压力，感到自身能力的有限，看到的只是无穷尽的矛盾与问题，既然不愿意在现实中庸俗，便只能在重重压力之中苦苦挣扎，最终出现内心世界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到了作品最后，带灯出现的梦游和呓语病症，便是结果。
带灯的结局无疑是一出悲剧，反映着农村基层干部的艰难生存状态。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早已在各类报道中有些不堪，有征收税费过程中的横征暴敛，有计生工作中的惨无人道，直到今天税费不收了反倒给农民发补贴，计生工作也基本告别了粗暴，但乡镇干部的形象依然难以在社会得到有效扭转，其实这种不堪取决于现实的逼迫和无奈。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指出的：正因为社会基层的问题太多，你才尊重了在乡镇政府工作的人，上边的任何政策、条令、任务、指示全集中在他们那儿要完成，完不成就受责挨训被罚，各个系统的上级部门都说他们要抓的事情重要，文件、通知雪片似地飞来，他们只有两双手呀，两双手仅十个指头。而他们又能解决什么呢，手里只有风油精，头疼了抹一点，脚疼了也抹一点。他们面对的是农民，怨恨像污水一样泼向他们。这种工作职能决定了它与社会摩擦的危险性。在我接触过的乡镇干部中，你同情着他们地位低下，工资微薄，喝恶水，坐萝卜，受气挨骂，但他们也慢慢地扭曲了，弄虚作假，巴结上司，极力要跳出乡镇，科级升迁副处，或到县城去寻个轻省岗位，而下乡到村寨了，却能喝酒，能吃鸡，张口骂人，胀气暴戾。
这就是乡镇干部的一般生存状态，也在揭示着，乡镇干部的生存状态其实更多地取决于上面，一味对乡镇干部自身的指责无益于现实问题的解决，根本在于国家对农村政策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对乡镇政府职责的进一步调整和转型，还需要在诸如维稳、责任考核等工作措施方面的改进。当然，也需要加强对乡镇干部队伍加强教育、激励和奖惩。否则，这支基层干部队伍的生存状态是堪忧的，执政的基层基础也是堪忧的。再联想到近期出现的一些乡镇干部辞职的报道，这种担忧显然不是过度的。只希望《带灯》出现不久，这样的场景能迅速成为历史，让带灯们彻底超脱，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现实还需要更大的改革与顶层设计，更需要他们在基层一点一点改变。
（二〇一三年十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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