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乡二元结构之间，最近的中国还形成了一个先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间的新二元结构问题。换言之，传统意义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已经改变成了城市、发达农村与广大欠发达地区的二元结构。这样的二元结构，比原先的城乡二元结构更不具有稳定性。单就养老问题而言，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两个二元结构保持着方向一致，都是从弱势地方向强势地方流动，但进入强势地方的人才、劳动力的福利问题却明显不同。在先前的城乡二元结构中，农村中的劳动力抑或人才一旦进入城市并站稳脚跟，不仅劳动力工资而且提供其福利、养老金等全部责任都交给了城市社会，但在如今的最近新形成的发达地方与欠发达地方的二元结构中，除少部分优秀农村青年可以融入城市外，大多数为发达地区贡献了青壮劳动力的人群，除了得到可怜的远少于其付出的工资外，别无所有。一旦损失了劳动能力，只能回到原来落后的原籍，默默养老。旧二元结构，只是吸走了农村的最优秀的人才，且数量不多。正在加速形成的这种新二元城乡结构，不仅要求农民自己承担大距离、跨地区的流动成本，而且发达地区要吸光的不仅是欠发达地区的人才，而且还要一网打尽劳动力，最大程度地把欠发达地区变成先发达地区的人才供给源、劳动力仓库和养老地，对欠发达地区和广大乡村的破坏力更强。这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处理区域发展不平衡过程中必须开始清醒的一个问题。严格说来，以中国如此广阔的幅员，指望均质发展是不可实现的奢望。香港区区1000平方公里，也不是所有的地域都是高楼大厦，都像尖沙咀，都如同中环。台湾3.6万平方公里，也有着层次分明的经济阶梯，不仅天然地理分野充当了良好的分割，人为的经济分工也显得顺理成章。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形成城市与发达农村同广大欠发达乡村对峙的新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没有理由过分地被责备。真正的问题是：已占据优势的地区和人群，如何认识造就昆山、乐清等地经济奇迹的因素组成，如何帮助先发地区摆正对全局的认识和对待欠发达地区民众的态度并采取正确的方式对待财富，对待更高层次的财富分配方式，更为关键。欠发达地区的民众，特别是其在不公平状况下积累的一种不满情绪，如果能引导到改善自身生活境遇的行动中，那么就不存在问题，只要能保持着一种善性的互动，便会推动经济发展的良性化。但如果已占据强势地位的人群不积极应对这种不满情绪，能否保证这种情绪不演变为颠覆秩序的破坏力量，就很成疑问了。毕竟，已占据经济优势的发达地区，不仅在话语权上不会落于下风，而且在解决国内诸多问题上也更有能力。改良这一结构，固然需要欠发达地区的努力，更需要有义务和能力的发达地区的责任意识。在这个意义上，除了中央有义务酌情考虑外，已发展起来的地区不仅应从善意出发，而且从自身利益出发，都应主动关注新二元结构及其衍生的一系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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