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人性观与人文精神形成 ——《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7》札记-《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7》书评

　　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方法，但把复杂的历史文化问题想简单化概括就有些困难，特别是慢慢形成的符号化标识，有时已经不仅是简单，而且是有些片面了，关于人性的问题即是。一个广泛流传的概念是，中国人主张人性善，而欧美人主张人性恶，这对后来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如果仔细看来，其实早先的中国先贤对人性的问题也并非一概而论，读《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7》中的《荀子人性论辨证》一文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荀子和孟子均是儒家在战国时期的代表，但在人性的问题上一般认为是观点相左的，大体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后来的'人之初，性本善'即来源于此；而荀子大体是主张人性本恶的，力主'隆礼重法'，所以后来的法家受此观念影响更大。但《荀子人性论辨证》经过详细的考证和分析后却指出，孟子和荀子均没有完全提出人性是善还是恶这个绝对的观点，只是两人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孟子对人性的善有相对完整的归纳，即人有'四端'之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但孟子也承认性善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特别是'味、色、声、嗅'等感性欲求的威胁，所以孟子主张君子要将'仁、义、礼、智'作为真正的'性'来追求，而不是感性的欲求。孟子的理论体系并没有回答为什么人性善的问题，而是强调人性到底有没有善、为什么要追求善、善对于人生的意义等，从而形成性善论。

　　荀子并非不承认人性有善，一方面他讲'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另一方面他也讲'人有性质美而心辩知'，但其侧重点在于强调'志意修，德行厚，知虑明'，生而为人，就要强化后天的学习实践锻炼。理解的关键点就是这个'伪'字，《荀子人性论辨证》引用荀子的'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也就是说人总是有偏向于好逸恶劳的'性恶'倾向，仅有心善是远远不够的，往往是'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必须以向上向善之举来打败向下向恶之性，即荀子所主张的'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作者进一步追根溯源，孔子老人家既讲仁又讲礼，但孟子和荀子各有所侧重，孟子讲仁多而荀子讲礼多，而再往后的儒家子弟由这两个侧重不同的方向进一步演化到各取一端，从而造成后世儒学的分化，直到后人定性为孟子性善说和荀子性恶说。

　　孟子和荀子的人性观差异和辨析，对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后世由于对荀子思想的忽视甚至是否定，导致孟学的极端膨胀，出现了以道德代法律的偏颇现象，士大夫自身也因为道德空谈，出现了严重的名实不符现象，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尤其如此，一批所谓的儒林名士，徒有道德虚名却无经世致用之才，而且实际的行为也是道貌岸然，比之历史上的魏晋空谈更加虚伪，而治理水平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所以，今天就应该把孟子与荀子的人性观结合起来，既要重视人性的本善，发现更多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更要重视人性的实践，在不断修炼提升中达于本善。而从这一点出发，还可以类比理想信念与党性修养的关系，远大理想的树立必须以脚踏实地的奋斗来实现，而在实践中不断进行的党性修养就是重要保证。

　　人性观又与人文精神息息相关，某种程度上人性观是中国历史社会早期形成的人文精神特征所影响形成的。本书《中华文化的人文精神》一文则解读了中西方的人文精神差异，中国人文精神不崇拜外在的造物主，没有在外构建一个至高无上的神的世界，而是更加重视现实世界发生的一切。即《周易》所讲，'文明以止，人文也'，人文最大的落脚点是让每个人都能够明白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身份该尽的职责，该处理的关系以及该遵守的规范。由此，中国文化中，就特别强调人的自我修养，坚持把德行放在第一位，这一理念是西周时期就已确认的。

　　为什么自西周时期起，中国人就告别了与西方类似的神的信仰而归于更加务实的敬天法祖、尊师重德？在更早一些读过的《史记的读法》一书中专门有解读，因为动不动就在龟背上占卜的殷商最终还是失去了神的护佑，被周人取代，周人在反思的时候就非常现实了，由对神的信奉转向了对人心向背的重视，而面对依然强大的商朝遗民也必须采取更加务实的治理举措，最终以封建和周礼来构建了更加务实的治理体系。

　　那么后来佛教的传入并与儒家思想融合也就不难理解了，本来儒家就反复提倡道德实践，而佛家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观念，进一步促进了内外相加式的催人自省与向上向善，因为这既是做君子的要求，也是避免恶报的良方，朱熹之后的新儒学'理学，就是儒家思想吸引佛家教义而融合创新的结果。

　　（二〇二〇年十月八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