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赵翼《廿二史札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清高宗乾隆在《明长陵神功圣德碑》中则道:'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将万历皇帝的荒怠,联系到万历皇帝与文官群体在'立储之争'观念上的对抗。怠政则是万历皇帝对文官集团的一种报复。黄仁宇说:'他(即万历皇帝)身上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什么时候,没有人可以做出确切的答复。但是追溯皇位继承问题的发生,以及一连串使皇帝感到大为不快的问题的出现,那么1587年丁亥,即万历十五年,可以作为一条界线。这一年表面上并无重大的动荡,但是对本朝的历史却有它特别重要之处。'但若站在心理学的角度,朱翊钧的这种怠政也可以被理解为习得性失助或忧郁症的临床表现。
在《万历十五年》文末总结,'1587年,是为万历15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晏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实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故事只好在这里作悲剧性的结束。万历丁亥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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