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有'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句。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 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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