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陈独秀和胡适，鲁迅曾有一段著名的比喻，我拿过来比附另外两个人。
原话是这么说的：'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忽（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侧着头想一想。'
引这话或许不恰当，但是我读杨恒均，读熊培云，前者流水汤汤，但是图穷匕首见；后者旌旗猎猎，然而万马齐喑究可哀。确实是一个读出了胡适，一个读出了陈独秀。
自刘瑜挟《民主的细节》走红以来，庙堂坊间一时热议民主，但是无论怎么讲民主，基本都言必称欧美，人必称苏格拉底、托克维尔。而杨恒均是有意另辟蹊径，开讲匹夫民主之先河，他走的是胡适的路子，胡适说：'为你个人争取自由，就是为国家争取自由。'
相比于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和《自由在高处》的登高一呼，粉丝无数，杨恒均这本《黑眼睛看世界》，则有一点实至而名不归。作为一个有着多年海外生活经验的人，他不谈理念，不讲主义，不提欧洲，不言美国，而是说自己的经历、家庭，他讲的是一个人的民主。
但杨恒均的不足，是他点太多，线不足，所以连不成面，啰嗦有余而又犀利不足，读了一时一地或有大悟之感，读多了才知道只是一时之悟，任督二脉不通，何谈功力？不过他的用意不在宇宙，而是苍蝇，拳拳之心在于告诉你当民主到来时，不要做一个旁观者。
既然要说杨恒均，也应该拉上熊培云。自去年的《重新发现社会》，到今年的《自由在高处》，熊培云一时俨然五四的接班人，新启蒙时代的思想祭酒，人望无数，赞誉无数。
熊培云的优点在于，他能把苏格拉底、托克维尔、阿伦特与《小王子》、《蝴蝶与潜水钟》以及'小时候松紧带上别着的铅笔'、'巴黎大学的雪'共冶于一炉，他能把政治的东西、思想的东西文学化，读起来唇齿留香，'是上帝给我们中文世界的礼物'，就连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也'恨不得重回小学，对自己的文学功底、人文社会科学推倒重来'。
但是熊培云致命的问题也在于这一点，民主一旦讲成了心灵鸡汤，也就只满足于字面了，能明其心却害其志。熊培云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读他的书，你基本读不到熊培云说了什么，你读到的俯拾皆是熊培云在转述别人说了什么，在这一点上，他与早几年先他而红的思想界兄弟们许知远、梁文道不相上下。我佩服他们的博闻强识和勇气，却羞谈于其创见和深度。
丘吉尔说，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在这个意义上讲，我宁愿失去一本《重新发现社会》，也不愿失去一个熊培云，书易写而人难成，独立思想更难。
所以读久了熊培云，你不妨读读杨恒均；读久了杨恒均，也不妨看看熊培云。漫步云端可以俯视大地，奔跑大地能够仰望云端。但是在看遍云端和大地之后，我仍不满足。
熊培云也好，杨恒均也罢，介绍主义，授人以渔，都是好事情。但我一直觉得，中国的民主缺的还不全是这些。我更关心的，是在欧美的主义和理念基础上，在90年前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上，今天的知识分子能对先贤的理论补充些什么？能对当下的民众启蒙些什么？毕竟在光明中拉开灯不算什么本事，在一片黑暗中找到火烛以达黎明，才是伟大之处。
2010年，熊培云的《重新发现社会》获奖无数，好评无数，一时风头无两，新启蒙还没到来，熊培云俨然祭酒加身。但是读完书，你会发现这起因于两点，一是这个年代的好书太少了；二是我们对好书的标准降低了。所以熊培云获奖无数，让我有点悲观。还是尚红科说得好，思想要沉淀，非有两三年功力不足以磨一本书，出版也应以两年一本为宜，不然学问做不扎实，读者也消化不透。我们不要学术上的走马灯，我们要的是思想上的马蹄疾。
中国知识分子们，更是越老越写得不像话，年轻时打得了江山，年老时丢掉了自己。与之相反，西方则是人越老越值钱，越登堂奥之妙，重回江山重骑马，不为仇雠不为恩。中国人原也是可以的，但是1949年之后丢掉了，到现在也没有谁捡起来，也没有谁能捡起来。
所以杨恒均、熊培云们讲民主，不要越讲越没有底气，越讲越形而上学，越老越不像话，要接上1949年之前的传统，跟上几百年前西方先贤的梦，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才能抬起头。
来自: 新知青 (思想就是家)
刊于2011年第34期《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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