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人的办公室,钟广明忙完日常事务,开始坐在电脑前,半生经历如瀑布喷泉从手指流出。一年下来,这些文字以7篇中短篇小说,连缀成一本叫《情殇》的小说集。
在日前于广州举行的《情殇》研讨会上,有评论家说,这岁是本短篇小说集,但他当长篇小说看,因为她呈现的是一个时代的人物,一代青年的命运,一份亲历者完整的反思。
也有评论家把这本小说集当散文看,因为她笔触温暖地回溯着过去的青春记忆、少年情怀。对爱情的向往,对岭南风物的熟悉,对乡土风俗的追忆,接通了岭南人的个人生活,接通了读者身后的土壤。
换句话说,作者以岭南青年的身份,亲历了共和国遭遇坎坷的蹉跎岁月。在他的回忆中,夹杂生长着对乡土的依恋,对非常时期人性之恶的痛苦记忆,还有历经世事后的洞明与豁达。他以亲历者的身份,在回忆,更在反思;他以真诚的叙述,唤醒同代人埋在心底的情愫,也提醒后代人,曾经存在过这样一个时代。
访谈:小说人物都有原型
'如果把这本书比成一坛酒,它其实并非一年能酿成'
记者(下简称'记'):作为一名繁忙的新闻工作者,你为什么想起来要写这样一本小说?
钟广明(下简称'钟'):实际上我从1969年的时候就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了,我心里有个文学情结,一直放不下。1993年,我来到南方报社,主要精力都花在新闻工作上,后来又抓经营管理,就没有时间动笔了。到了去年,这个情结在心里顶得慌,不把它释放出来不行。于是我在去年一年时间里,每天下班后留在办公室,在电脑上敲一个小时,完成了这本书。如果把我这本书比成一坛酒,它其实并非去年一年能酿成的,而是数十年来,以我的经历作为原料,以我的思考为酵母,慢慢发酵成熟,到了去年,不倒出来不行了,而倒出之后,这坛酒是苦是酸还是甜,就让读者去评吧。
至于体裁,这个集子里前面四篇其实是散文,情节需要之外还有许多闲笔,后面三篇才是小说。但与其叫散文或者报告文学,我觉得还不如统统称它作小说吧。
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你才十来岁,参加一些运动自己是无意识的,你在反思与写作的时候,是根据什么来创造书中的形象?
钟:我可以告诉你,这本书所写的都是我所见的,所闻的,所亲历的。几乎所有故事、人物、细节都跟我以及我身边熟悉的人的经历有关。
记:小说人物应该是虚构的?
钟:人物虚构,但是基本上都有原型,只是我虚构了一个个人名,把那些特定历史阶段里一些人真实的命运、经历寄在他们的名下。《情殇》里杨剑跳楼自杀的场景,是根据我高中语文老师的真实事情写的。那是1966年底还是1967年初的事情。他曾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战场上饿得不行的时候,拿枪打过野鸭。回来后他说起过这个事情,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就被批成反党反军,最终逼到跳楼了。当时我就在旁边的球场上,亲眼看到他跳到一处叫山指甲的灌木丛里,被砸落的白色山指甲花洒落一地。这个细节,多年后仍不时在我眼前浮现,在这个小说里我把它写了出来。
记:我看到你的小说里有个人物改名叫'马红卫向毛',这个也有原型吗?当时是不是很多人改名?你改过吗?
钟:对,这个物集中了很多人的形象。那时候大家都改名,我也改了。但我不敢讲给你听,不堪回首,那个名字现在想起来都'那时我同学中真的就有叫什么'红卫向毛'的,后来当然改过来了。他是我的好朋友。我估计他现在想起这个名字还会觉得难受。那时候,十来亿人都向一个人表忠,十来亿人都用一种思维模式去思考,现在看来太可怕了。
力图表现善恶同体的人性
'这本书所写的是一个魔鬼肆虐的时代,可悲的是魔鬼不是偷跑出来的,而是被我们放出来的'
记:你在书中,写了很多的青春记忆、少年情怀,你写男女之事,写爱情故事,是不是有意用爱情与性来表现那时候反人性的情形?
钟: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我一直在思考人性这个主题。亚里士多德说过,人是善恶同体的。在人这张皮囊里,同时住着一个天使与一个魔鬼。这本书所写的是一个魔鬼肆虐的时代,可悲的是魔鬼不是偷跑出来的,而是被我们放出来的,并且鼓励它去作恶,这就百思不得其解了。
我也看过很多的'伤痕文学'。与'伤痕文学'所不同的,是我并不想去控诉什么,而试探着根据真实的记忆,去理解人性这个主题。在我的作品里,善与恶同存于一人之身。比如《女难》一篇,年轻军官搞上了'小驼背'的漂亮媳妇,染指一个弱小者的女人,从人道方面来说是一种'恶',但是他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下表露的对一个女人的情爱,又是很美的。最后他把自己的手表、军用毛毯等用品给了'小美人',因为他奔赴战场,一旦捐躯就用不着这些东西了,这里又有一种感人的'善'在。
记:国民党军官与小驼背媳妇之间的关系也许没法说清是善还是恶,从他们的角度可能更多是认为这是美的。
钟:不止是他们自己觉得很美,我在写的时候也感觉他是很美的。他是一个军人,在战场上驰骋下来,他的爱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下以特殊的形态上爆发出来;而'小美人'如花似玉,却为了活下去而与一个小驼背厮守,这本身就是对人性的折磨,对美的蹂躏。在那种特定环境中,英俊军官与小美人之间'电光石火'的发生有其合理性,这本身是很美的。但是从传统的观念上来讲,他像土匪一样强占了人家的妻子。
记:这可能是特定历史造成的,如果是现在他可以有别的方式解决,比如'小驼背'夫妇和平离婚。
钟:所以我也有这样一层意思:任何事情都不可以太片面地、一边倒地去分析。本质上我反对极端,反对简单的划分善恶。
我写《情殇》里的叶帆,为了戴上袖章,做个红卫兵,揭露了赵红老师和杨剑在小礼堂里男欢女爱。那年头,这被视为罪大恶极,不可饶恕的。这真是一张要命的大字报,使这对情侣的爱情连同他们的整个人生命运像玻璃球一样破碎了。为此他几十年受着良心的谴责,而一个人能如此谴责自己的过错,就是善了。
亲历者有责任记录并反思历史
'不留下一些真实的文字,一定会有伪历史招摇撞骗'
记:你参过军,又做过几十年的新闻工作,经历丰富可供创作的领域就会相对宽广,为什么你偏把笔墨集中在非常时期的非常经历?
钟:写这本书,开头说过一方面是出于文学的情结,其实另一方面还出于一种莫名的责任感。这本书反映的是那段特定时期和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天灾人祸;我是一个有38年党龄的老党员,回顾历史的时候,我愿意选择讲真话。错误的东西,你正视它,找出它的根源和危害性,它会成为成长的动力与财富。你试图把它掩盖起来,恰恰等于埋下了毒根,培植了土壤,环境一旦适宜它就要发芽。历史悲剧也正因此才会重演。
我发现对于那段历史,能够正面描述它的作品不多,我就想,作为亲历者应当把它反映出来。像我这批亲历者很快就会老去了,若再不讲讲这些真实的过去,将来也许想讲也讲不清楚,想讲也讲不真实了。何况历史是会被人纂改的,不留下一些真实的文字,一定会有伪历史招摇撞骗。
记:你的书里主要是以小人物或者身边人的口吻,来反思这段历史的。在当时那种集体无意识的情况下,民间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你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钟:坦白地说,大跃进的时候,我刚10岁左右,也是疯疯癫癫地参加了所有的运动。大炼钢铁的时候,我去码头上挑过矿石,有同学还把家里的锅砸掉,毁掉大门取出门环,放到用砖头泥土砌的土炉里,烧木头加热来炼钢。这怎么能炼得成钢呢,只是把好铁白白烧坏了。用土炉烧木头全民炼钢,炼不出钢还把宝贵的树林都给毁了。这样的错误幼稚到让人匪夷所思、不能接受。可那段时期全体人民好象都失去了智慧,失去了最基本的辨别能力。!
关于那段特定的历史,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做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泽东的检阅。热血沸腾地去到北京,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大家拿着个'红宝书',在笑、在喊、在嚎叫、在流泪。那真是一个疯狂不知所为的时代,只想着见到毛泽东是一件极神圣的事情,能见到手泽东,死了都值了。还有大串联,我那时在茂名,从那一直步行韶山、井岗山,爬遍了当年红军作战的五大哨口。一队小青年扛着一面旗子,一路上造反闹'革命',到哪都有红卫兵接待站,吃饭住店不要钱。也是匪夷所思的。
记: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对那特定的历史进行反思?
钟:在粉碎四人帮前期,我在军中,私下就开始议论、反思。因为我们是亲历者,最容易从自己的经历去进行反思。那场动乱让人最直接感觉到它不能接受,最让人痛心疾首的,就是没有什么是非准则、道德伦理可言。一切秩序都被打碎了,反正就是我反你,你斗我,嫩的要反老的,小的要反大的,下的要反那上的,职工斗领导,学生斗老师,儿女斗父母,这叫'革命'!在某种狂热理论的不断灌输下,人是会完全乱套的。其他的错误也许可以挽救、可以弥补,但把一个民族把全体人民的意识引向歧路是很难回头的。这是对一个民族的根的伤害。
记:你在书中引用丘吉尔说过的一句话'如果纠缠于过去与现在,就会没有未来',你记录历史,也是为了现在与未来可以避免一些错误与伤害?
钟:我这本书,只有记录与思考,完全没有纠缠和埋怨。这本集子里后面《命运》一篇,是我很多同学生命历程的一种综合。来狗在武斗中致残了,动乱结束后又因为 '造反派'、'打砸抢'那些事,不能参加高考,他一无所有。改革开放后他起做生意,发达起来,做了大富翁。后来,他遇到了动乱时的对手,他们没有计较,没有争斗,一笑泯恩仇,相互搂着肩膀去寻找他们的生活去了。我们这代人,历经了太多的历史事件,这些历史事件给我们的生命以无数磨难,当最后发现在那段特定历史中其实就像'被老人们骗了一把'的时候,我们都一笑置之。
娱乐无害就是有益
'评判文艺的时候,不应该老要求它对政治对经济有'吹糠见米'的好处'
记:以前主要是意识形态过份控制了人们的大脑,到了1990年代以后,商业消费社会对人的影响更大,像人们对明星、对超女的崇拜,你认为是什么原因?
钟:对超女的崇拜和原来意识形态下疯狂的领袖崇拜有一定的前后渊源的关系。我认为它是出于对原先的畸形意识形态的反感,进而演化成对政治权威的漠视,和对商业社会的个人化偶像进行疯狂崇拜。对超女这类事,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包容,但也不要吹捧。过份吹捧这类东西,太狂热地追星,也是畸形的。
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允许大家进行多元化的思考。评判文艺的时候,不应该老要求它对政治对经济有吹糠见米的好处。'无害'我觉得是一个重要的标准。现代人为了生活都在紧张地拼搏,释放自己的压抑,舒缓自己的紧张,可以求得人的心理和谐,一个个人的心理和谐了,社会才能和谐。娱乐有这样的功效。
记:现在批判这种娱乐的人,觉得这类文化是消费文化,没什么价值,青少年应该来推崇一些更加有价值的东西。
钟:首先什么是价值就应该搞清楚,我刚才讲的那些,我认为就是价值,一个国家的人如果全都紧张兮兮的,一天又出现多少跳楼的、得抑郁症的,就不正常了。做一些看起来不太'正统'但是无害的事情,让大家去娱乐、放松,这是一个正常化的表现。什么事情都有个度的问题,太狂热的追星也会让人跳楼。
记:你还会继续把文学创作作为一种调节生活的方式吗?会不会写新闻题材的小说?
钟:今年南方报业集团的工作很重,主要任务还是要放在岗位工作上,但在工作之余,我会继续去思考、去酝酿下一部作品。至于新闻题材我还需要沉淀。
专家说《情殇》:
*高洪波(中国作协副主席):作为同龄人,我感到钦佩
现在很多小说有阅读快感,但没有阅读记忆。但这本书中关于那代人的青春记忆、少年情怀写得非常好,十分传神。他把那些大家都经过的细节,写得朴实、美丽,作为同龄人,我感到钦佩。
另外一些令人痛苦的记忆,作者则写得让我们痛心、惊骇。其实那时,每个人都有一种来自内心的恐惧,很多人是因为害怕、恐惧而斗争。希望年轻人看了这本书,能了解那个时代的愚昧、疯狂。
*张陵(文艺报副总编辑):有的篇章可以写成长篇
重读一遍,我觉得除了人性的冲突、人性之恶的一面,书中温馨的东西,同样让人动容。我不太满足的,是很多故事、很多生活,都被作者拧干了水分。他把许多材料浪费了,有的本可以写成儿童文学,有的可以写成长篇小说,像《女难》这篇,广阔的社会场景,很深入的人性探讨,别的作家拿到这个材料,会珍惜得不行,可是这里只写成一个中篇,小军官和小美人还没开始,就死了,太遗憾了'建议作者将来有机会可以尝试纯粹小说的写作,摆脱个人记忆,进行更广的虚构。
*贺绍俊(著名文学评论家):一种宽容和豁达的胸襟
钟广明先生应该与我属于同一个时代,因此读他的《情殇》就感觉到格外亲切。读他的作品,如果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也许会被他的作品唤醒深埋在心底的某些记忆和情愫;如果是对那个时代不熟悉的年轻人,则会从他的真诚的叙述里对那个时代多了一份了解。
钟广明像呵护生命一般地呵护着自己的生活记忆。这就决定了他的写作心态。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自己。所以我把他的写作比喻为一位收藏家精心翻晒自己收藏的文物珍宝。当他把这些精神文物展示出来时,我们分明感觉到一种百般呵护的姿态和虔诚的眼神。
在这本集子里,作者始终表现出这样一种人生态度;我们不应该忘记过去的苦难和丑恶,但这不是要我们去怀恨,而是要我们更加珍惜美好和善意。钟广明的写作是在用痛苦和悲伤的经历将美和爱打磨得更加锃亮。这是一种宽容和豁达的胸襟。
*白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迂回地直书历史隐痛
因为种种原因,那场牵动全国的历史劫难在当下的文学写作中很少有反映。时尚化的生活让沉重往事渐渐尘封于中青年的心底,对于年轻人来说甚至完全是一片空白。劫难不能直书,历史又不能忘记,这种矛盾,构成人们长久以来的困惑。面对这种困窘,钟广明没有放弃探索,他采取了一种迂回的办法,把十年浩劫作为历史演进中的一环,人生成长的一段,用记忆回溯的方式,用反思的态度,侧面然而又是深入地反映了这段历史在社会生活中的延宕,在人生历程中的影响。
*王必胜(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对过往年月思索的深意
我认为,这部小说的题旨是在两个层面上:一是政治乱象时期,普通人的命运也躲不开政治的影响。比如,《命运》、《女难》、《情殇》等篇中,通过不同时期的人物故事,描绘了极端政治化的历史对人生的戕害,造成了情感缺失,爱情畸形,命运多舛。
另一方面,在这些不正常的历史时期,除了高压的政治形势外,民间文化、传统的人伦性情,又深深地烙在叙述民间风习,呈现出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怀。
从这种反差和对比中,更突出了小说对过往年月思索的深意。一方面是少时孩童的清纯,人性的纯真,是普通女性的善良与美丽,再一方面,是困难时期的饥饿残忍,是历史的乱象、世俗的恶习,对于生命的戕害。小说生活的两种画面,显示了题旨内涵的丰富。
*张燕玲(《南方文坛》主编):个人性的岭南叙事
《情殇》富于个性的岭南叙事,为本土化写作提供了另外一种艺术可能性。开卷的鬼故事仿佛'讲古'再现,把我们大大小小的读者引到榕树下,团团围住种广明,吃着花果陈皮听他讲'古仔',这是岭南民间最为家常最为动人的一幕。钟广明以浓郁的岭南风情,让我领略了别样的情怀。叙述语感的口语化、故事考究的起承转合和岭南乡土风物,既张扬了岭南'讲古'的文化元素,也使娓娓的叙事真实温暖。犹如岭南地域都有各自最土著的'西关'路一样,这些叙事另岭南人心领神会,并独具特色。它接通了岭南人的个人生活,接通了我们身后的土壤,接通了我们的根。根上自然生长的,当然能成为风物。
*胡国华(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历史不能被假设
现在很多人带着强烈的偏激来解读那段历史,其实这对于未来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历史不能被假设,只能尽量正确地解读,期望找出有价值的教训。在这本书中,没有激烈的言语,却有冷静的思考,体现了一个亲历者成熟的反思。
*廖红球(广东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文学是对良心敲打的回应
在钟广明的作品中,当代清醒的文化人的那种批判精神、忏悔意识和反思态度深深纠结在一起;对人性的张扬、对尊严的守护、对善念的持守、对真挚情爱的追求与颂扬、对脆弱生命的哀怜、对弱势人群的悲悯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的批判与传承,浓浓聚合在一起。这些形成了他作品特别的氛围和基调,产生出特殊风格和效果。它启示我们,审视历史、关照现实、叩问良心时,作家们无法回避严肃的现实问题,无法不进行深刻的社会和人生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就是对良心敲打的回应。
*金岱(华南师大博导):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危险
淡忘是危险的,我们可以把列宁那句'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梢加改变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危险',我想这不会过甚其词。
在《情殇》这部小说集中,故事多是关于非常时期的记忆,涉及的也多是因观念的封闭和非理性的群众运动,以及与人性恶纠缠在一起所导致的命运悲剧。有关这些悲剧的记忆,在今天仍是有意义的。它昭示着,一个古老的民族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摆脱传统中的糟粕而走向开发,是一条相当长的路。
*谭元亨(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对历史与人性的拷问
时下的文学创作,背景和内容是可以相互不搭界的,背景只是一个符号罢了,如同《满城尽带黄金甲》套用了《雷雨》的故事,只是把现代的背景变成了古代罢了。以'文革'为题材的作品,每每也出现这种状况,并不曾鞭辟入里,揭示出'文革'的冷酷与惨烈。而钟广明没有这么做,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真切地发生在'文革'之中的,绝无装饰、借代的意味,这就使其对'文革'的反思,上升到了人性的高度。人说,拷问历史,方知人性。而正是这一出出人性的悲剧,缀连成'文革'这样一部历史。
*钟晓毅(广东省社科院哲文所所长):历史故事中的审美判断
作者没有悬置历史、隐藏时代感的意图,而是以亲历历史的真实感,去思考人性、人情'从而证明了,个人的心中其实也正是人类历史意识中的一部分。作者尽其所能,以翔实朴素的叙事手段,熏染着他所熟知的人物如断代史般的幢幢幽影,烙印着一个个灵肉纠缠往事,由此打磨出了人性在沧桑混沌的历史深处所埋藏或湮没的生命光亮。
*徐肖楠(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在时间和怀殇中寻找生命
在市场中国的公共文化情境中,创作变成了生产、作品变成了产品,文学价值变成了商业价值,这样一些作品可以大量以复制方式繁衍。而《情殇》这样的作品不具备流行审美元素,就得去慢慢写作,而不是快速制作,就得有自己的一些独立性。
这部小说集并不在意流行文化和大众娱乐功能,它淡然于强烈的刺激和功利的追逐,坚持传统的写实主义风格和经典的艺术标准,描写内容和形式都没有流行之弊,但又力求在其中发生一些变化,它们用鬼魅和传奇的方式回到历史,也用一个人的命运,延续了不同时代的变化。
*吴渊:难能可贵的社会责任感
我们应该谴责的、可以反省的、能够改正的是放纵了那些人性之恶的环境、氛围。而这环境、氛围的营造是需要我们的作家们去生产出高贵的文学品质与文学精神气质的产品的。
但我们现在的不少文学作品时常表现出的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表象的抚摸,没有揭示这个社会隐蔽的沉科,写作出现了概念化、浅薄化,没有了忠诚、真挚的感情。近年来,我国作家屡遭诟病的是社会责任感的缺失,对历史事件和发展脉络的认知无能,对时代急剧变化的把握无力。虽然这些评价有失偏颇,但也不是空穴来风。作为业余写作,钟广明通过他的作品发出了他独立、有力而沉重的声音。这是我最敬重的,也是我们的作家们应该具备的写作品格。
作者曾经亲历'三年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等天灾人祸。其作品对这段特定的历史、对人性在这些历史事件中的种种表现,均有形象的描述和深刻的理解。本书收入的《鬼屋》、《梦魇》、《猎鹤记》、《麻雀之死》、《女难》、《情殇》、《命运》等七部中短篇小说,分别讲述了那个特殊年代中发生的七个不同的故事。
南方日报 蒲荔子 吴培锋 黄建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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