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论《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时,杨奎松先生重点提出了'平等与人权的悖论'问题,即以平等的名义去追求平等时,有时却制造出了新的不平等,并以文革为例来论证,而我则从中感受到了文革的历史遗毒所在。
杨奎松先生指出,'中国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标志步步升级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不仅没有带来实质上的平等,反而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冤假错案和人与人关系的严重不平等';'当躁动和狂热过去之后,人们最终吃惊地发现,他们以平等的名义剥夺他人的权利,实际上并不能创造他们理想中的平等';'何况远不是所有人都真诚地追求平等,当一场政治运动来临时,往往有许多人是打着革命的旗号,准备来捞取个人的实惠或满足其挟嫌报复的私欲的';'而无休止的斗争,造成无休无止的猜疑、诬陷与仇恨,制造出大批'能力不行耍嘴皮,政治问题来找齐'的告密小人,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高度紧张,直至走向你死我活';'而这些,正是世人把苏联的大清洗、把中国的'文革'视为历史浩劫的原因所在,也正是社会主义内在凝聚力和外在形象被破坏,使相当多数人逐渐由向往社会主义,到远离社会主义的关键所在'。关于文革的文学作品,近年少多了,但去年刚出的贾平凹的《古炉》却深刻展示了文革在农村引发的悲剧,也可以看到以上论述的影子。
而从现实来看,文革不仅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仰,而且留下了难以清除的历史遗毒;这个遗毒一个是乱了人心和人际关系,二是留下了一种不好的做事和行文方式,而这第二种遗毒尤其难为清除。李泽厚在其《世纪新梦》中就曾指出:'特别是要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革命'情绪和意气,那种不讲逻辑,没有论证,好像绝对真理在手,不容他人分说的学风和文风,我是颇不以为然,并认为是红卫兵情绪改头换面的重现,值得注意和深思'。而在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一些人自以为就是民众利益、就是民主宪法、就是公平正义的化身,言论所至,非得迎合叫好不可,岂不值得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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