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也是人，也要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如果在现代社会，孔子也大抵不会倡导弟子们'一箪食，一瓢饮'。不管从哪方面看，贫穷都是一种罪恶。在我看来，托斯陀耶夫斯基所谓'穷人的美德'极其可疑。反倒是中国的俗语'人穷志短，马瘦毛长'更为可靠。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饥寒交迫且走投无路时，他更可能违背道德和伦理的界线，而做出一些他自己也认为错误的事情来。道德上的圣人从来只存在于文人的刻意掩饰和夸大其词，而儒家文化所提出的过高的道德要求所造就的伪君子和小人，显然比真君子和大丈夫要多出很多。
因此，陈明远给文化人算账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此前，他的《文化人的经济生活》已经获得好评。这本《何以为生：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同样是谈文化名人的收入和支出。从本书中可以看出，文化人尽管也有拮据的时候，但是，在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收入是很高的。无论是胡适，还是鲁迅，其职务收入和稿费足以使自己和家人维持在一般生活水平之上，绝非一般家庭所能比拟。虽然陈明远没有就此进行对比和分析，但我以为，个中主要原因在于，知识分子在当时还是比较稀缺的资源，他们所获得的稿费、版税收入远远高于今天的写作者。而胡适对待钱的态度无疑值得今天的知识分子学习。虽然每月收入丰厚，但胡适自己的生活却很简朴，而帮助汪静之、林语堂却不遗余力。在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胡适公私分明，廉洁奉公。
就实际情况来看，文化人的收入在大多数时候远远高于一般的工薪族，更不必说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了。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刚出现一批数量不多的倒爷、个体户，农村出现了所谓'万元户'，知识分子就坐不住了，抱怨'搞五线谱的不如卖豆芽菜的'。其实就那时的情形说，真正算得上富裕的个体户和农民只是极少数。时至今日，大部分农民仍然是相对贫困的群体。而知识分子已明显处于社会上层。
北大副教授阿忆曾在网上将自己在北大的所得收入一一列出，每月共计4786元。扣除各种支出之后，最后竟然是负数。但是，我们也能看到，阿忆养车每月就要支出一千多元，此外，他的儿子在上高中，女儿上幼儿园，多养一个孩子，费用支出显然也会增加。换言之，阿忆维持着较高的生活质量，他的入不敷出，显然不完全是收入低所造成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穷与富以什么为参照标准，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如果和陈天桥、黄光裕相比，他们永远是穷人。
文：一泓秋水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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