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思考，感性表达。断断续续写了几年，知道我在忙这部书稿的朋友时常会问进展如何。若只为成书，2010年初的三十万字便可算是写完了。之所以没有立即交付出版，是因为《重新发现社会》一书刚刚上架，我觉得有必要让自己停下来。
尽管沉淀了两年，此后又陆续写了十多万字，读者仍可以责备我没有精耕细作。然而我又是多么希望自己能从这冗长的写作中暂时解放出来，以期全心全意开始下一段旅程。对我而言，思考与写作是一辈子的事。这本书不会是我关注乡村生活的结束，而只是开始。在下一本书里，我会与读者共同见证一个农家子弟走出乡村的辛苦遭逢与具体命运。
由于写作时间较长，涉及内容较多，为了对过往思考做一些必要的补救或补充，临出书时我通常都会尽可能在序跋上多做一分工，而非草草了事。这次也不例外。
（一）
前不久看到一个笑话：一位苏联人移民去美国，行李箱里放了一张大幅的斯大林肖像。过海关时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的回答是：'这玩艺是我用来治思乡病的，一看到它我就不想回苏联了。'
生活充满了笑话，但生活从来不像笑话那么简单。说到思乡病，虽然有些内容未收录进来，相信读者还是会从本书中找到某种浓烈的怀旧气息。
有读者可能会问，你为什么没有对'农民素质问题'进行批评，没有对农村生活进行批评，而更多抱以同情的态度，是不是因为某种怀旧情绪而美化了过去的经验？我想答案是否定的。我承认，其实我的童年过得一点也不好，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幸的人。关于这一切，容后再叙。尽管如此，我也不会做出'绝不回故乡'的决定，我还是愿意看到并记住生活中美好的一面。有人不是说过吗，我们怀念过去不是因为过去有多美好，而是因为我们年轻。在那个时代我们与世界的初恋刚刚开始，我们体会并记住了那一切。人生若只如初恋。
这种同情的态度并没有影响我关于现实的判断。具体到农民素质问题，年少时的农村生活经历告诉我农民并不愚昧，只是艰辛。而且这种艰辛应该归咎于时代，而非'农民素质'。小堡村的上一代农民，比如我的父母，由于年轻时没有继续上学的条件，也没有机会在乡下自学成才，他们不得不终日与泥土和粮食打交道。虽然辛苦，但是和许多农民一样，他们将自己的家事安排得井井有条。他们一生中最大的成就是生养了几个孩子，而且让孩子们都读了书，念了大学。他们没有机会和能力参与这个国家的管理，但只要他们是自由的，只要政府能把五十年代收走的锅碗瓢盆还给他们，允许他们在家里做饭，只要政府能在八十年代把他们从人民公社里解放出来，准确说是把经营一个家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就能把这个家治理好。而这正是乡村无数父母都做到了的。这样的生活值得嘲笑吗？
生儿育女，让孩子能够读书，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许多农民一生中最重要的几件事。生活在乡村，条件有限，樊篱重重，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生的成败得失，狭隘么？这样的时候，你又有什么理由要求他们精明得像个政治家，去呼吁'一人一票，改变中国'？或谴责他们没有公共精神？每个人的人生境遇不同，取径不同，对生活的轻重取舍不同，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没有走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便说他们'愚昧'、'落后'实在是太不讲情理。更别说，劳动有分工，社会有契约，农民尽自己的本分种好田地，让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不至于饿死，已经是对社会尽了最大贡献与最大责任。试问这天底下又有几人尽到了对农民的责任了呢？这个国家转型之所以举步维艰，不正是因为有相当一部分人，或无政治伦理或无职业操守，没有尽到自己的本分么？
而且，我的理性也在一次次告诉我没有必要去讨论什么子虚乌有的农民性或者国民性问题。体现在农民身上的弱点并非农民所有，正如体现在中国人身上的弱点并非中国人所有。如果说自私自利、目光短浅、贪生怕死是农民的弱点，谁又能说这不是全体中国人的弱点，不是全人类的弱点呢？甚至包括我谈到的乡村暴力，在城市乃至各国的外交上，我们见得还少么？
在我着手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看到这样一条微博'为什么每个人都仇恨腐败，腐败却生生不息？因为我们恨的不是腐败本身，而是恨自己不能腐败，所以政府越腐败越遭骂越不愁招不着人'。实话实说，对于这个强奸民意的'我们'，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我承认有些人在等腐败的机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多数人的心声，更不可能是全体中国人的想法。我绝不相信'仇恨腐败'的人都想着自己腐败；我绝不相信批评强盗的人都是想自己做强盗；我绝不相信中国大多数人不是想堂堂正正过体面生活的人。正如我们反对暴力拆迁，绝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暴力拆迁；我们反对欺压农民，也绝不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欺压农民。
生而为人，总得有些是非观念。明明是制度性的批评，为何要异化为对国民性的批评？当农民被逼下跪，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强权不被遏制；当市民不排队，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公民教育缺失；当一位老人摔倒在街上却没有人敢去扶起他，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法院此前的裁决没有守住社会正义的底线；当海选出现混乱，我看到的不是国民性，而是民主需要持之以恒的训练。在我眼里，从来没有什么国民性，有的只是人性、观念与权力的作为。为建设一个可期的未来，中国需要民情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当从原因上入手，而非结果上入手。
有个现象值得一提'坚持国民劣根性论者，很少会说自己有劣根性，自己做错什么皆情有可原，皆可就事论事。只有抽象到所谓中国人或者具体到其他人时，这些人才会大谈国民劣根性。德国人当年谈国民性，是一种种族优越主义，而在中国更倾向一种反向种族主义，即热衷于讨论本国国民如何之低劣。在这里，国民性与其说是一种反思，不如说是一种势利的宿命论。它的作用更在于自我撇清与他者归罪，客观上更为拒绝制度改造者开脱。而我之所以不承认国民性，还因为一个民族体现于某个时代的特征，既来自古老的人性，如趋利避害，也源于观念之有无，如现代政治伦理，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否则，若国民性成立，为何同代人之间、几代人之间在对政府理解上有如此大不同？
没注意到么？在中国，一些拒绝实质性变革的政府官员会大谈中国特色，而高高在上的社会贤达大谈国民性，二者实为一丘之貉，即都是让中国人的精神矮化于人类的基本价值。所以我说，中国若要进步，现在亟需讨论的是如何搬走这两块观念上的绊脚石，理清历史与现实的脉络。唯其如此，才可能从点滴做起，诚恳应对这个时代的当务之急。
（二）
早在两年前，我曾酝酿为这本书写一篇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后记。当时我驾车回到小堡村过中秋，接下来就一路东进西突、曲折北上，往返约四千公里。最难忘是过完中秋的转天夜晚，车子快到胡适先生的绩溪老家，空空荡荡的高速路上，几乎只有我一辆车在奔跑。月朗星稀，路随山转。一个人若能带着寻找的信念上路，将会是一段多么孤独而美好的旅程！
为了获得更多有关中国农村的现场感，前后花了十几天时间，我走访了赣北的一些古村落以及江苏华西村、安徽小岗村和河南南街村。一个感触是，许多地方虽然名义上仍叫'某某村'，其实与中国乡村的概念相去甚远。这也印证了我最初的想法，即真正能反映中国乡村面貌的，反而是小堡村那样后进的、不为人知的村庄。就像北京、上海不能代表中国城市化的真实水平，在那些明星村里你同样看不见最真实的乡村。为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立足或者回到故乡，去寻找属于本乡本土的小历史。
这次游历勾起了我许多回忆。比如邻县有个千年古村落，离我家直线距离不过四十公里，至今仍保留着不少自初唐以来的古牌楼、门楼、古街、古巷、古井、古塘和古戏台。让我留连不去的是那些有天井的古旧宅子，其中一个大户人家竟然修了48个天井。遗憾的是，近代历经太平天国、抗日战争、文革三次洗礼，至今只剩下26个天井。熟悉中国历史的人知道，这已是幸运。而当我走上其中一间的木质楼梯，竟然有些恍惚，只觉得一切似曾相识。那样的楼梯，那样的雕饰，那样的阳光，那样的气息，让我在楼梯间闭目良久，直至昔日重来，终于想起幼年住在大姑家爬楼梯时的情景。
大姑离我家只有五六里地，小时候我常去她家玩。当时姑父家的三兄弟和另一户人家合住在一起。那是土改'铲富填贫'时分给他们的一个大宅子。毫无疑问，这也是我在乡下偶尔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它上接天，下接地，宅子的中间还有个难得一见的天井。我的童年在那里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最难忘的是在雨天，雨水从那方四角的天空徐徐飘落。待雨水停了，各屋的女主人们开始围着天井下的水槽洗衣服。如此天造地设的便利，即使是年幼的我也会暗自赞叹，有天井的房屋好不神奇！
至于这个宅子因何换了主人，我却是一无所知。直到写这本书时，才了解到了一些浮光掠影的细节。话说土改时，这位殷姓屋主'驮了地主'（即阶级成分被定性为'地主'），于是不仅失去了房屋和土地，还丢了远在县城里的一个小铺面。不过，虽是地主，据说也只是刚刚起步，换在今天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个'富二代'。待被抄没了家产，他的老婆也就是通常说的'地主婆'吓坏了，躲到山上，没几天就找棵树上吊了。而这'地主'虽然没被立即处决，但也很快病死了。一年前，我和这双夫妇的一个曾孙有过一次长聊。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满面谦卑的笑容，祖上的这点恩怨在他嘴里仿佛完全是别人家的事情。而村里人谈起他们这些后人，时常眼前一亮的是其中一个做了'国家老师'，属于生活比普通农民有保障的那种。对此，这位曾孙也是羡慕不已。
而这个古宅子后来的命运，同样令人悲叹。大概是在九十年代末，村里不少人家盖了新房，姑父他们便将这房子全部拆掉了。几年后，当其他村庄类似的古宅在古宅贩子那里卖出了好价钱，几户人家才后悔不迭。不过他们很快学会了安慰自己，说大概也卖不到几个钱吧，因为宅子里的石刻与木雕在文革时大多被毁掉了。
与此相关的新闻是，近些年在江西活跃着不少古宅贩子。他们在乡下购买古宅，通过拆解、修缮和异地重建，好的一转手能赚上百万元。而有关这些古宅的记忆自然在它们原有的土地上彻底消失了。在欧洲你能看到成片的古堡，而今天的中国人能看到什么？在这个急功近利、弱肉强食的时代，过去是几代人盖一座房屋，守一份祖业，而现在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土地的人们，不是房子被拆就是急着换个更大的房子，将来又能有多少关于房屋的记忆留给子孙后代呢？更别说，今天的高房价已经毁灭了无数年轻人的生活与梦想。
我听父亲说，我爷爷年轻时住的也是村里唯一一幢有天井的老宅子。可惜被日本人放火烧了。可有时候我还是会暗自揣测，如果没被烧掉，我们村会不会打破零地主的记录呢？我知道这种想法很荒诞，就像我们的历史一样。
除此之外，那时候村子里还有很多古树。可惜它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被生产队贱卖。至此，读者或许更能理解我为何会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变得絮絮叨叨。须知，我今天为故乡失去一棵树而痛心不已，更是因为故乡已经所剩无几。准确说，我伤痛的不是故乡失去一棵古树，而是失去了差不多最后一棵古树，是故乡丢掉了它的历史与时间。
我们有怎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我们对过往文明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庄，如果它的过去总被连根拔掉，那么它也会丢掉它的未来。几千年文明延续至二十世纪时，这片土地不可能是一穷二白，中国农村也不可能完全赤贫'这个念头在我走进胡适先生留在绩溪上庄的老宅子时尤其强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已经失去了太多美好的东西。而且，我们在继续失去，有的甚至比过去还更严重。
（三）
相较于城郊或矿区农村来说，小堡村人或可说幸运，因为它既偏僻，又无资源，至少短期内不会因为城市化或者工业化而沦陷。然而这些年，我的内心却越来越感到不安。
早些年是担心三峡大坝，如地质灾害、洪水侵袭等等。我不知道这种担心有多少人云亦云的成分，但可以想见，一旦三峡大坝有不测，会危及我长江边上的家园。当然，你也可以说，据以往经验，如果洪水只是浸漫上来，对家园不会构成毁灭性的打击。而且，那涨起来的洪水终究会离去。
真正让我忧虑的是近在眼前的一些事情。比如就在2011年，在小堡村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刚建起一个号称要打造'全球最大有机硅厂'的化工项目。据说这是沿海大城市放弃的项目，从选址到投产，'项目建设推进速度之快、力度之大、效率之高，前所未有'。而且，就在大连人为反对PX项目而散步一两个月后，县里有63个化工项目集中签约生产。我在网上看到当地有些年轻人为此消息振奋，认为它们势必会带动当地经济的大发展。可问题在于，在此大干快上的背景下，当政府的GDP冲动和企业的创收冲动合而为一，当环保部门甚至进不了污染企业的大门，谁来确保这一片锦绣河山不重蹈各地发展饮鸩止渴的覆辙？
我的忧虑并非空穴来风，无中生有。就在我写这篇后记的时候，《中国企业报》的记者给我打来电话，透露包括该报在内的三家媒体正在当地就有关化工厂的污染情况进行调查，因为有农民向他们反映靠近化工厂的稻谷发黑，有的甚至颗粒无收。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受污染稻田范围至少在千亩以上。尽管某有机硅厂每年都会对受损村民以'污染补偿费'之名进行补偿，可低廉的补偿费无疑是杯水车薪。村民更要问的是，受污染的稻谷是否可以安全食用？而记者也不忘向我感慨，以该有机硅厂为龙头发展起来的有机硅城，里面有几十家中小化工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监管更难，如果监管失控，这个化工城就会成为定时炸弹。
这些年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关'癌症村'的报道可谓层出不穷。2011年，云南陆良铬渣倾倒事件引起网民的关注。在被遗忘的兴隆村，依然有癌症病人在吃臭虫治病，村民称近10年共有37人死于癌症。一位得了癌症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了这样一番话'自己死也就死了，但希望把事情调查清楚，因为对生活在这里的子孙后代放心不下。面对如此有责任心的农民，听者情何以堪？
事实上，在离小堡村不到50公里的新建县的一个垦殖场，就有有关'癌症村'的报道。'从化工厂里外漏的污水流进水稻田，将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户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为主。'而我在县里走访的时候，听不少人谈起县里不少人罹患鼻咽癌，不知道是否与环境有关。
自从当地不少年轻人得肝病死了后，由于担心病从口入，一次性碗筷开始在乡下的酒宴中流行。相较从前，农民的确越来越珍视自己的生命与健康，代价是他们不得不生活在日常的恐惧之中。然而，村民赖以自救的一次性碗筷并不能帮助他们抵挡可能的生态危机。我至今无法求证这些事情，也不敢对将来妄下结论，我更希望自己是'杞人忧天忧地'，但我无法平息心中的忧虑，因为一旦环境污染形成，一旦故乡的土地与空气里长毒，其危害将远高于季节性的洪水，将远比我的故乡失去一棵古树严重一万倍。而我的这种忧虑，是整个时代的忧虑，而非独我一人。
明朝《夏商野史》里有一段故事，说的是周文王问姜子牙如何治国平天下，姜子牙的回答是'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无道之国富君廪。是之谓上溢而下漏，为国大臣不可不知。'周文王顿悟，遂派人开仓放粮赈济穷人，西周从此强盛。据我查考，这段在网络上改头换面，广为流行的话是作者从《荀子'王制》或《尉缭子'战威》那里借来的。虽然'版本混乱'，不难看出的是，无论早在春秋战国、明王朝，还是现在，人们对'王者之国富民，无道之国富国家'等藏富于民的思想总会有着强烈的共鸣。
让人痛心的是，今日中国许多农村地区正遭受双重困境：一方面，农民不仅没有享受到藏富于民的政策，还要承受种种非国民待遇，虽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支付巨额成本却老无所养、病无所医；另一方面，还要在工业化过程中担负'藏祸于民'、'藏祸于未来'的坏处。而且，后者的危害仍在不断扩大，因为中国农村整体性的不设防。因为农民既不是政策制定者，也没有真正能够维护他们权益的制度保障。即使是在今天，一些城市开始借助网络完成散步，试图'遇见可说服的市长'，大多数有责任心的农民依旧只能散兵游勇地抗争，或像安徽蚌埠的村民一样继续'有组织地下跪'，跪请环保总局检查组的官员前来治污。
'比萨斜塔不会倒，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会长高。'经济学家赵晓这样表达了自己对中国发展的忧虑。为了各自的故乡还能回得去，还请这个时代忙于建设的诸位记住这句话吧。有故乡的人知道如何热爱并捍卫属于自己的土地，有故乡的人知道在他人故乡中看到自己的故乡的命运，有故乡的人必须心存敬畏。
（四）
人不能永远活在忧虑之中。在结束这篇文字之前，让我继续说一些感恩的话吧。
感谢我多年前的选择。目前的生活虽然不尽完美，大学虽然清贫，终归是有充足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我常和朋友们开玩笑，别人考虑何时休假，我则考虑何时上班。而且，我又是那么幸运，一直在做自己有兴趣做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常会对自己或所在知识群体说，生活如此清闲，不用朝九晚五，若不诚心诚意尽些社会责任，不去多说一些真话，甚至还要说假话，于良心何安？
感谢《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评论部诸君，虽然你们中很多人已经星散四方，但我仍记着你们的友情。感谢刘雁女士，早在三年前便盼着这部书稿完成，一直督促我完成。感谢理想国的刘瑞琳女士几度邀约，她是理想国沙龙里最动人的女人。感谢谢刚社长的礼贤下士，中国的出版事业因为他的出现而变得开阔；同时感谢新星出版社支持并参与'十分努力'计划，即每本书都会有十分钱用于乡村公益。感谢编辑王光灿的一丝不苟，感谢他与我谈起上学时在河南上蔡县附近随处可见的农民卖血队。这个细节让我又一次想起那群被遗忘的人，更意识到本书中所写的农村及其伤痛，不过是中国乡村微不足道的一角。遇上光灿这样有耐心、有学识又有社会关怀的编辑是作者的福气。
感谢熊景明和董保中两位老师，因为发现董时进的缘故，天各一方的我们才得以相识与相叙。
感谢许医农、柴静、刘瑜、王跃春、文坛、杨子云、张洁平、郭亮、陈晓萍、魏文婷、沈芷琳、刘昊天、刚毅、于飞、孟波、钱钢、杨利川、李英强、吴稼祥、于建嵘、梁文道、徐小平、陈志武、刘苏里、解玺璋、秦朔、戴自更、张力奋、封新城、何树青、胡赳赳、加藤嘉一、单士兵、庄永志、李伦、刘秉仁、绿茶、潘采夫、王爱军、萧三郎、褚朝新、骆新、李亚、高明勇、赵继成、翟春阳、杨耕身以及吴相仁、汪中求、淦小炎、李军洪、刘海员、费从军、陈道国、梅永生、吕凤英、王佺、袁苏、廖爱军、李卫民、胡红林、李晓田等师友多年来的鼓励与帮助；感谢赖时幸、王正阳、曹瑞珍、袁志涛等在熊培云图书馆做义工的朋友们的奉献与辛劳。我要感谢的名单还有很长，恕未一一列出。
最后，更要特别感谢我聚少离多的家人骨肉，并为我终日身心繁忙而深感内疚。感谢我村里村外的乡亲，希望这本书里的不足或无意的冒犯能够得到他们理解与原谅。感谢南开大学尤其是文学院诸位老师和学生们为我营造的轻松而宽厚的环境。二十年来，我最爱的是《未央歌》与《巨流河》里的南开，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理解并践行张伯苓先生'中国不亡，有我'这六个字里的大自救与大担当。
不幸的是，就在我断断续续写完并准备结束这篇后记时，史蒂夫'乔布斯先生在今天早晨离我们而去了。这个消息让我不得不暂时停下来。我承认我喜欢乔布斯更甚于喜欢苹果。我像他一样相信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的，所以不要浪费时间去过自己不想要的生活；相信人不能欺骗，因为你能骗到的都是相信你的人。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创造者的离去，我实在没有理由为他哀悼，因为我活得还不够尽心尽力，不够全心全意，因为在他面前，我的惭愧多于悲伤。
'要么忙着生，要么忙着死'，许多人都记住了《肖申克的救赎》里的这句台词。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生命来说，生与死都是同时进行的。生是一辈子的事，死也是一辈子的事。从这方面说，我很庆幸看到我的故乡以及这个世界，虽然时刻经历着衰朽与死亡，却也时时在生长。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参与到这个万物生长的过程中来。
我相信，即使我不能阻止一些美好事物的离去，我还可以做另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就像影片《入殓师》里的大悟一样回到故乡，领悟生命的真谛与尊严，让那些逝去的人与事，在我的回忆里获得温情与敬意。我相信，即使故乡沦陷，我仍可以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度过一生，因为我的一生都在为那个美好世界而努力。
2011年10月6日
作者谨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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