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说法流行起来：制造业是无智商、低层次的人干的，其结果是费力而好处全被别人拿走；真正的高智慧、高层次是从事金融业，打赢金融战争。说这种话的人举出种种数据，说明中国从事制造业是多么的'亏'。然而，就经济发展战略乃至人们的价值导向而言，再没有比这种说法更误国误民的了。下面我花一点时间详细说明，制造业才是一国财富和力量的真正源泉。
让我们首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你天天给我提供货物，给我干活，而我只是给你打个白条；至于这个白条能够兑换我的多少货物或服务，完全由我说了算。这我应该很高兴，对吧？但奇怪的是，我很不高兴。我天天到你家去敲门，说我不愿意打白条，我愿意也给你货物，给你干活，最好是倒过来，我给你更多的货物，干更多的活，你给我打白条。这样的场景发生在什么地方？《镜花缘》中的'君子国'吗？告诉你，这就是发生在国际贸易中的真实场景，已经有几百年了；这就是在国际贸易中人们要顺差而不要逆差这样一个事实。在经济思想史上，这叫做'重商主义'。那么，在国际贸易中人们都是君子吗？你只要看一看一个个急赤白脸的样子，就知道他们不是相互让利的君子，而是唯利是图的小人。那么，这样奇怪的事究竟是为什么呢？总不会是几百年来，那么多各国无比奸猾的精英都在犯傻吧？很多人都没有认真想过。我问过我的老朋友黄纪苏，他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他回答说：确实也曾对此感觉有些蹊跷，但自己不是学经济学的，所以就没有往下追索。问题是，今天的经济学教科书用越来越复杂的理论把学生们的脑子绕残，但对这样明显的蹊跷却避而不谈。实际上，这里面隐含着一个人们不愿意拿上台面的利益算计：我今天白给你东西，白给你干活，好像是你占便宜了，但时间一长，就把你养懒了，养废了，而我却越来越强壮。那时，我就可以到你家里去，把你所有的东西全部拿走，甚至把你本人变为我的奴仆。
我这样的讲法，经济学教科书里没有，好像也是由过于丰富的想象力杜撰出来的'阴谋论'。其实不然，早在200多年前，美国的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就向国会提交过《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指出：一个国家'不仅富足，而且一个国家的独立与安全都是极大地与制造业的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国会最后没有通过这个报告，但美国在很长一个时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按照这个思想前进的。如果说汉密尔顿还没有把我上面所说的这个问题所涉及的国与国之间的明争暗斗讲清楚，则英国人是把这个问题赤裸裸地说出来了。1812年美英战争结束后，英国商人不惜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北美倾销商品，英国国会和政府则在一旁积极支持。布鲁厄姆勋爵在英国下院称：'为了把美国在战争期间产生的幼稚制造业扼杀在摇篮中，即使在最初的大量出口中受些损失也是值得的。'当然，人算不如天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恰恰是由于英国的敌对和战争所造成的对美国的经济封锁使得美国的制造业成长壮大起来。不过这里必须说明：中国的对美贸易顺差，绝不是中国人算计美国的结果'中国的精英还真没这个脑子和气魄，而是美国自己贪婪、自己老朽化、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中国让老朽、贪婪的美国过得舒服了一点，甚至帮它没什么胆子的国民把剑磨快了一些，他们应该感谢我们才是。有网友在我博客上跟帖，居然想象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是中国政府富有远见的操作，这实在是太离谱了。
汉密尔顿的思想和美国在青春年少期的实践，以及李斯特的思想和德国青春年少期的实践，乃至后来的日韩的经济思想和实践，都是把制造业放在一国的富足，乃至独立与安全的首位。简单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能以生产致富，乃是上策'当然，上上策是持剑生产经商。而开赌场，靠骗钱致富，乃是下下策（如果是持剑开赌场，则可以升到下策），是不得已而为之。发生金融危机后，美国现在也是一片回归制造业这样的实体经济的呼声。然而，今天的美国已经老朽了，它的国民养尊处优惯了，干不动活了，要想回归实体经济，谈何容易！可从经济活力上说，我们中国正当青春年少，为什么放着上策，甚至是上上策不为，而非要去学美国这样的老朽的下策呢？
我决不是说，我们应该把辛辛苦苦挣来的18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送给美国人，去腐化他们。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些钱用在诸如改善人民生活，开发大飞机，发展航天计划，研制核潜艇、导弹和航空母舰上，当然是更好的。现在，这些钱当中的不小的一部分被人家在'金融战争'中骗走了，我们该怎么办？绝不是去打'金融战争'，把这些钱再骗回来。而是压根就避开'金融战争'，把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到制造业领域，提升制造业的技术，使中国进一步富强起来。
走重生产而废赌博之路，避开金融战争而回归实体经济，是适用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健康经济之路。但美国恐怕走不了了，而我们中国走得了，因为美国已经老了，而我们中国还年轻。
王小东，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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