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认为，对于美元贬值和重新平衡美国经济并使之朝着出口方向发展的调整，应予以欢迎而非抵制。他们的论断是，基于美国超级特权而产生的强势美元已经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它放缓了在岗学习的步伐，因为美国的制造业岗位越来越少了，而且也推迟了效率的提升。与此同时，其他制造业大国（从德国到中国）则一马当先，把美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按照该论断，基于弱势美元，现在美国将会增加针对外国消费的制造品的生产，同时减少针对美国家庭的快餐生产。随着各家庭勒紧腰带（缩减开支和瘦身双重含义），好的工作会越来越多，而麦当劳式的低薪工作则会越来越少。收入分配将会越来越公平。关于这一转变的另一思考方式是，美国的出口品将会从外国央行和私人投资者购买的国库券、机构证券和衍生品证券转向约翰迪尔公司（John Deere）的挖掘设备、波音公司的'梦幻客机'乃至汽车及其零部件。
弱势美元的倡导者声称，这一转变还将修正收入不公的问题，因为制造业比金融服务业需要的蓝领工人更多。在过去10年里，收入差距之所以不断扩大，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占美国人口0.01%的顶级人士的薪水的大幅增长。简单地说，这些人并不是组装线工人。在这部分顶级人士中，很多都是投资银行的董事总经理和高管、对冲基金经理，以及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专业人士。由于美国生产和出口的金融服务产品越来越少，再加上获得好的制造业工作的蓝领工人越来越多，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将会得到扭转。
通过维持低汇率和增加产品出口等措施，其他国家已经在大力推进制造业部门的发展。由此，他们认为美国也应采取同样策略，而要想实现这一目的，美国不仅要像德国一样限制劳动力成本的增长，而且还要像中国一样积极维持较低的汇率。
贬值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真是这样就好了。如果弱势美元可以神奇地振兴美国产业，可以创造大量的制造业岗位，并可以缩小收入差距，那自然是好事。但美国的环境同德国的环境并不一样。长期以来，德国不仅是欧洲重要的资本货物生产国，而且也是生产设备的主要供应国。现在，它还把触角伸向新兴市场。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经济和金融问题，但高度发达的学徒培训体系却为它提供了数量庞大的熟练技工，它从来都没有让自己的制造业部门衰退过。而美国的制造业就业增长则缺乏如此有利的起点。
与新兴市场如中国的环境相比，它们的差距甚至更大。通过将农民转变为组装线工人（仅需几天的培训，他们就能掌握所需技能），中国可以并已经促进了制造业就业增长，并提高了数量庞大的非熟练工人的收入。这与密歇根州海兰帕克'一个世纪前，亨利'福特在那里建立了第一条组装线'的情况还是有区别的。以现代标准看，用于生产T型车的技术是非常简单的，因此也就使得美国可以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作好工人培训，而在这些工人中，很多都是移民或直接来自农场。
时下美国的情况已经不同于以前。制造业已经转向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发展的含义。工业化的扩张正在让世界2/3的人口脱离贫困线。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们在那些依赖非熟练工人和半熟练工人的产业（工人的培训只需一个星期）上越来越占据优势，因为它们拥有大量可以转变为工人的劳动人口。中国把农民转变为组装线工人，与此相对，美国则需要把快餐店的雇员转变为半导体加工厂的技工。但这种对比是没有意义的。美国的制造业是国际上竞争最激烈的制造业，它需要的是熟练的技术工人，而非快餐店的汉堡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美国人可以获得在半导体加工厂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培训。但重要的是这种技能的传授，而不是单纯地降低劳动力成本。
另一个问题是，在美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中，制造业仅占微弱多数。服务（不包括向外国人支付债务利息的服务，但包括投资银行和保险公司的承销服务、工程公司的设计服务，以及软件公司和管理咨询公司的商业服务等）占了整整30%的份额。在美国出口的服务中，大多数是由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工人提供的。农业和原材料加工产品在出口中占了另外15%的份额。拥有广袤的肥沃土地的美国向来都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大国，但这是资本密集型的农业综合企业部门的出口。不同于没落的家庭农场，农业综合企业部门雇用的工人相对较少。
这些都不奇怪。按新兴市场的标准看，美国拥有充裕的资本和数量庞大的技术工人。在美国的出口产业部门中，资本和技术工人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众所周知，在与中国的竞争中，美国倒闭的都是那些拥有大量生产工人但生产率却很低的工厂。美元汇率下跌30%并无助于美国的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与中国的劳动力竞争，尤其是在中国劳动生产率年增长6%的情况下。
重振美国出口的理由很多，但得益的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工人，因为在出口生产中，他们'而不是非熟练工人（非熟练工人的工作已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是最重要的投入要素。汇率的变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美国人关心'他们也应该关心'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那么就应寻求其他的解决方式，比如改变税制、限制银行家的红利或加大教育和培训的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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