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高薪聘任人才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价码一个比一个咋舌，实在令人大开眼界。2001年，就有上海某高校以一百万元天价挖走某教授的消息，尽管后来教授本人辟谣，但人才值钱的信号是无疑的，着实令人兴奋了一阵子。2002年，清华又出台了百万年薪聘请海外教授的消息，这回可是千真万确的，有名有姓。而且，还在网上引起了美国教授到底年薪多少的一番争论。后来，更有山东外事翻译学院以百万年薪聘请院长的举措，不过由于文凭似乎引起了点疑问，很快就解聘了。我却由此想起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受聘者文凭是真的，天价式的招聘，值吗？
近来聘任名人，往往在出身、文凭上纠缠不休，实际上，出身、文凭等等，只是聘任条件的一个方面。山东聘任的院长，文凭有疑问（应该说，核实文凭不是难事，显然，在文凭上的模糊其辞似乎只是一种技巧，而不是真正的文凭问题）。清华聘任的海外教授，出身文凭则毫无问题。如果仅仅就文凭问题看聘任，是否有点偏颇呢？既使真的是哈佛博士，是否就值年薪百万？我不否认，哈佛的博士，确有年薪百万的，不过是不是哈佛的博士个个都年薪百万，恐怕不至于。同一个学校毕业的，学历学位都货真价实，而薪酬却有天壤之别的并不少见。
查近年来的高薪聘任，主要是针对两种人才，一是专业技术人员（包括教授），二是高级管理人员。这两类高薪聘任，我以为应当分别对待。
对于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是否出高薪，高薪出到多少，恐怕不能一概而论。以下三点是非考虑不可的：第一，假如我是个老板，我花百万巨资，引进了某个人才，但这个人才却不能给我带来超出百万的收益，我干吗？第二，既使这个人才给我带来的收益超出了我支付的报酬，我恐怕还得考虑考虑，万一这个人才对其他人造成了负效应怎么办？譬如，我高薪引进的人才很卖命，然而却惹火了其他不是高薪引进的人，他们给我磨洋工，泡蘑菇，甚至有意刁难，该当如何？在招聘中'招来女婿气跑儿子'的事，不是没有见过。当然，其他普通职工对高薪聘任的人心悦诚服，认为人家高薪拿得有理，自然没有麻烦。第三，这里还有人才的结构问题。考虑到市场规律，物以稀为贵，真正的杰出人才自然是价值不菲的。然而，既使招聘来的人才确实能给我带来超值收益，而且也不会影响他人的积极性，我还要看看人才的整体结构合适不合适。例如，我有一辆夏利车，为了提高它的档次，我给它安装了一台劳斯莱斯的发动机，但是，底盘、车体、操纵、制动系统都是原样，这辆车是不是真的就超值了呢？如果对这三点都是肯定的，或者说权衡以后还是得大于失的，那么，高薪聘任就值得，不要说一百万，就是二百万三百万又何尝不可！
对于高级管理人员来说，高薪聘任，必须考虑管理成本问题。就拿山东外事翻译学院的聘任一例来说，按报刊介绍，该学院现有学生四千，扩招后可望达到八千。那么，年薪百万，就意味着每位学生要为这个院长的管理劳动付出125元的费用。然而，不仅如此，院长大人绝对不是光拿薪水不干事的，他还要办公，需要有一间能够体现其身份和价值的办公室，这不过份吧。我相信，再用一百万元来建设、装备一个适合该院长使用的办公室，是绝对有必要的，而且可能还显得寒酸。暂且就当作一百万元吧，学生的付出就要翻一番了（当然，办公室是固定资产，但是，折旧加上更新，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校长总要有一辆车吧。这辆车我们就算50万元，车的寿命按10年计算，每年又是5万，养一个司机每年不得1～2万？每年的油钱、维修费、过路过桥费等，又不得2～3万。况且，这些都还是按节约原则精打细算的。校长得有电话，得有手机，既然是海外归来，又要把学生推向海外，国际长途是少不了的。'如此细算下来，学生该为这位校长的管理付出多少？如果一个学生为一位校长（那怕是十分杰出的校长）就要付出每年数百上千元的代价，值得吗？
退一步说，假定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然而由于财力所限，把这些'值得'的开支保证了，学校就只得减少用于教学、用于聘任教师、用于实验的经费，请一些专门'跑场子'的所谓教师来上课。合算吗？
我绝不是对高薪有红眼病，能够有高薪总比低薪强，也不是一概否定高薪聘任，但管理必须讲成本。一个组织（不管是学校、医院、企业或政府），不自量力地追求'高水平'，会带来什么？年薪百万不算稀奇，但必须是年利润（抱歉，我只得用利润这个词，而我国的教育按法律规定是非赢利的，暂且借用一下）上亿方可。否则，只能是一时的炒作，昙花一现，甚至还会造成巨大的黑洞。如果高薪聘任一半个人才就能真正解决问题，那么，用年薪千万来聘任一个杰出的总理，把中国一下子就能治理好，岂不痛哉快哉！
在我看来，近年国内的高薪聘任，薪才对等的也有，不过极为少见，更多的是一种追求媒体效应的花架子。中国的事情，往往要从另一面来看才比较清楚。高薪聘任实际上的作用不在于聘了谁，而在于能不能吸引媒体的眼球；上市公司火不火不在于业绩如何，而在能不能引起股票狂飙；一个工程的效益不在于会不会为民造福，而在能不能把某人推上高位；提出某种理论不在于学术上的贡献，而在于能不能使自己名扬四海；包括种粮食的，都不在乎是否真的增产，而在于能不能拿出一个超重的大麦穗来给自己扬名立万。说到底，这还是一种伟人或能人情结。这种病不从根子上治一治，恐怕与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有的朋友以为，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干预，聘谁不聘谁，拿多少钱聘，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事。问题在于，我们现在的聘任环境恰恰不是真正的或完全的'市场经济时代'，或者说，是缺乏市场经济规则的市场经济时代。在中国的市场体制建设中，人力资源市场可能问题较多。大体上，保姆市场和民工市场还比较市场化，没有多少其他因素干预，基本上是按市场规则和供求关系在运作；大学生就业市场也有了市场的雏形，尽管还有相当多的大学生就业要依赖于市场以外的门路，但毕竟市场规则在起着有限的作用；而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才，如大型企业的CEO和高校的'长江学者'，有市场吗？是受市场支配还是受其他因素支配，一看便知。因此，这些人的聘任往往不是按市场法则进行的。正因为聘任中有了更多的非市场因素，所以才需要质疑（真正的市场交易是不害怕质疑的）。更麻烦的是，这些掌握聘任大权的人多数不是拿着自己的钱（往往是政府的钱或者股民的钱，而赔了不要自己负责，只是计入'学费'）去找人，因而才有'劣胜优汰'，才有了市场运作之外的'小九九'，才有了聘任中受'政治'因素或'关系'因素等干扰。比如，我是一个完全有自主权的校长，而且还有完善的委托代理机制约束着我，我可能会聘任类似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一类教授，聘个脑袋后面留着小辫子的辜鸿铭也未尝不可。但是，假如我是'上面'安排的校长，我不需要对学生对董事会负责，而只需要对'上面'负责，我就会担心爱因斯坦可能不听招呼，辜鸿铭可能会引起上面反感，所以最有可能的是聘请'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来当教授。
有的朋友撰文赞同这种聘任，并认定这就是市场行为主体的一种自由选择。持这一看法的人可能是把博弈行为与市场行为混淆了。市场行为是一种博弈，但并非所有的博弈行为都是市场行为，军事、政治中都有博弈。广告是市场中常用的方式，然而在中国并非所有的广告都按市场规则运作。比如，秦池在CCTV争标王，一掷钜万，好不气派，但在规范的市场运作下，这种行为无异于发疯（广告不是拍卖，要有严格的成本收益核算）。秦池争得标王后，当地政府以红头文件号召向秦池学习，正好能说明争标王行为的非市场性。如果所有博弈行为都是市场行为，那么，寻租、极权政治中的官场规则，都可以说成是市场行为。上市公司做假帐，也是市场行为了。银广夏、安然，也就不需要谴责了，那都是'市场行为主体的一种自由选择'呀。市场行为主体的自由选择说白了就是'愿打愿挨'，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种'愿打愿挨'：一个私营企业家死皮赖脸要聘任某个政府官员在他那里兼职，而私下里却对这个政府官员的能力嗤之以鼻。这个官员也乐意兼职，不用干任何事就可以拿到一笔酬劳。这是确凿无疑的愿打愿挨，难道也是市场行为吗？
中国在建设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遭遇到过多的非市场因素，在一定意义上，非市场因素所起的作用比市场因素大得多，人才聘任也是如此。不守市场规则的市场经济，只会适得其反。目前这种高薪聘任，在我看来是与市场规则背道而驰的，而且会妨碍我们向真正的市场体制方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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