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的，也是中国的-《胡适口述自传》书评

　　《胡适口述自传》是部名著，使其出名的与其说是'胡说'，不如说是'唐（德刚）注'，草蛇灰线，借题发挥，很有点'笔记'味道。胡书开篇先讲家乡，唐注便是一大套：'胡先生毕竟是科举时代出生的，'所以他头脑里仍然装满了'科举时代'的许多旧观念。在那个'太后垂帘'的宗法社会里，由于'籍贯'对一个士子的'出身'有极重要的影响，所以'读书人'一碰头便要叙乡里、攀宗亲、谈祖籍，尽管有些'祖籍'，他们连做梦也没有去过。这是我国几千年来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途中的一种社会心理上的后遗症。这个传统在一个流动性极大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里，是很难保留下去的。'

　　胡适那一辈新派读书人身上确实都有不少'农业社会'的观念，重要的是，这些观念又正是他们有意要颠覆的。早在清末，'废省界'以至'废县界'的意见就在趋新之士中流行起来。按胡适自己的说法，他所在的'中国公学'之得名，就是因为此系'各省公共决议的，无所谓省界'。这一取向成为彼时不少读书人的自觉意识。胡适好友任鸿隽就曾说，'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画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

　　清末的'废省界'观念受到民族主义思想的深切影响，其基本思路是，'某省某县'这种分散性的地方认同，不利于'中国'这一大认同的形成，因此，为了'合群'以凝聚'国民'力量，就必须废弃各种地方意识。无独有偶，钱穆与冯友兰也曾发生过一次争论。钱穆提出：'吾侪今日当勉做一中国人。'冯友兰则说：'今日当做一世界人，何拘拘于中国人为？'钱穆反驳道：'欲为世界人，仍当先做一中国人，否则成为日本人、美国人均可。奈今日恨尚无一无国籍之世界人，君奈之何？'

　　冯友兰与任鸿隽的论述重点不同，但思路如出一辙，都有以'大认同'取代或者涵盖'小认同'的倾向。自然，在有些情形下，地方、族群这一类'小认同'确可对国家、世界的'大认同'产生阻碍力量，但实际上，二者关系是极为复杂的。20世纪初，就在不少人高喊'废省界'的同时，'地方自治'的思想也在盛行。这种思想认为，国家由地方组成，要爱国，必当自爱乡始。其时上海一位热衷地方文化研究的人士就指出：'国者，乡之积也'，以乡土知识教人，正可'动其爱乡之心，引而致于爱国也'。1903年南洋公学一位学生说，故乡乃是祖国之母，'爱祖国而不爱故乡，与爱人子不爱人母何异？'这样，地方认同不但无阻于国家的大认同，且正是国家意识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

　　其实，这种看法在中国文化中并不稀奇。钱穆先生曾说，中国士人'心情所寄，不在乡土，而在中国，在天下'，其杰出者'决不为一乡一里之士'。但这又绝不在形迹。对于儒者，由一身至于家、国、天下，或由天下退至一身，皆是一以贯之。实际上，常有人终其一生，足迹不出于乡里，而关怀所向，仍不失为国士、天下士者，正因一隅之中即可窥见整个国家以至天下。相反，离开乡里这一层次，国家、世界都成为虚悬之物，空空洞洞，难以把捉。毕竟，每个人生下来首先面对的，都只是他周边那个和别处不同而更为具体的'小地方'，只有从这个小地方出发，大世界才会一步步展开。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认同层次原本极为多元，各自相异的认同维度是可以共存的。但20世纪中国走向'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更多地注意了这些认同相互排斥的一面，使得我们的认同感呈现一种简化趋势。问题是，正如生物的多样性一样，文化和认同的多样性也为人们应对各种危机提供了更广阔的启发。然而，随着地方、族群这样一些'原生性'认同被一个更为'标准'的中国认同所覆盖，甚至被当作导致'分裂'元素加以拒斥，'中国'概念本身的丰富性亦在逐步流失，这对于我们因应未来各种变局的能力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或可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