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与书写者，我所能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能够关心农民，关心每个具体的人的命运，了解这片土地，以谋求一个村庄乃至一个国家的改变。
徐志摩说：'所以不曾经历过精神或心灵的大变的人们，只是在生命的户外徘徊，也许偶尔猜想到几分墙内的动静，但总是浮的浅的，不切实的，甚至是完全隔膜的。'
1946年5月时，内战即将爆发，迫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毛泽东开始采取激进的土改。据美国学者胡素珊分析，'共产党人从未正式宣布战争是他们改变土地政策的原因，但他们在1946年开始表达态度，只有土改才能动员农民拥护他们反对国民党。
这场'流血土改'之所以反对地主自动献出田地，同样是因为经过公开的斗争可以起到动员的作用。
当合作社最终享有对土地、耕畜等的所有权时，公有制便新屋落成了。就这样，土地'变戏法'式地重新回到国家之手，到1985年中国政府正式宣布人民公社制度解体时，土地最终也没有回到农民手里。
1955年9月，七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发表了'让资本主义绝种'的讲话：我们现在有两个联盟：一个是同农民的联盟,一个是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我们现在搞一个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暂时不没收资本主义企业，对它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资本家没有原料，国家有原料，他们要原料，就得把工业品拿出来卖给国家，就得搞国家资本主义。他们不干，我们就不给原料，横直卡死了。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
单干加自由市场，等于猪肉加香油，肥上加肥；合作社加统购统销，等于咸菜加稀饭，越吃越没味。'（《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21号）
中国'富不过三代'的现象也表明中国没有大地主，而是孙中山所说的那样，中国最真实的情况不过是只有小贫和大贫之分而已。中国是'自由买卖，诸子平分，没有世袭'。与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完全不同。而且，以他对革命与社会主义的路径分析，'耕者有其田'可能只是权宜之计，政府最终有可能将一切土地社会化，即收归国有，而国家（政府）变成独占全国土地的大地主。
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农民的这种用脚投票很多具有逃难的性质。而这种用脚投票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也并不少见。
一个多世纪以来，上溯到更遥远的年代，无论农民所为何由走出乡村，最真实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每个人都有逃避灾祸、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而且，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动力。
由于认识上的局限，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失业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所以不顾一切追求'全民就业'，到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中国政府很快宣布彻底消灭了失业现象，以至于在以后的19年间取消了关于城镇登记失业者的统计和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公布。
由于大量的非正常死亡已经发生，考虑到不可能继续挖夺农民的口粮，中央政府决定精简城市人口以减少商品粮的供应。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一是鼓励职工返乡，三年间有近2000万人转回到农业生产，也就是上文提到的2000万人迁出城市, 只不过由于不能公开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三面红旗，这项涉及几千万人的大精简在当时执行得非常低调，没有作任何公开的宣传报道。二是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部门，使得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有所发展；三是限制农民进城，劳动部门规定凡在城市的企业、事业单位用人，只能从符合条件的城市青年中招收，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四是鼓励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1966年有万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中插队的为万人，到国营农场就业的为万人。
反市场的集体化教条主义把农民锁在村里。
对于中国的城乡隔离，秦晖先生写过一篇《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将中国与南非历史上的暂住证做了简要的比较：'中国的市场竞争力，来源于中国的低自由、低福利、低人权。中国如果不搞全球化，就相当于朝鲜，不可能有什么奇迹；如果不是低人权，也就相当于现在的东欧国家，也不会有太大的奇迹'全球化和低人权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了奇迹。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两国有个共同的景观，就是大批的城管在街上巡查，可以将没有暂住证的人抓走。
户口制度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很快在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农业人口因此沦为'二等公民'。
对于此时的中国农民来说，这种'政治权利'却是生而未有，连被剥夺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有朝一日进城打工，也像是这个国家的临时公民，不得不'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里。
当农民成为被驱赶的一群，只能服从而不能自主选择，所谓'政治觉悟'其实是和他们无关的。
革命的目的不是革命，而是生活本身。任何高蹈理想的政治最终还是要回到可以感知的现实的大地上来。毫无疑问的是，每个人对幸福的体验源于切身感受，而非一堆有关主义与幸福的公式或者推理。
及至年长，有了些阅读与阅历，渐渐了解了那个时代的真实背景以及曾经发生过的饿殍遍野的惨剧，我才知道自留地对于当时的农民来说，更像是一个个搁置在夜航船上的救生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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