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冲突中,国民党难得的'大胜利',但事实上并未完全
皖南事变纪念陵园消灭总兵力达90万人、35万支步枪、4万挺机关枪之新四军,但完全消灭了新四军军部和指挥机关,造成了比'黄桥事件'更大的影响。
中华民国官方文献与部分报道指称,总兵力达1.03万的新四军调防是1938年至1940年间国共双方部队多起武装冲突和的后续处理。文献亦指:蒋中正虽与周恩来多次会谈寻求解决之道,却在双方缺乏诚意情况下,让蒋中正于国民党部队多人伤亡的'黄桥事件'及新四军攻击40师情况后,下令将新四军'消灭'。另外,该处置与1939年9月,毛泽东声称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中共强硬立场有关。
除此,国民党军队之后宣称:新四军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于逃亡被部下所杀,并'歼灭'共军约7000余人。而面对舆论对此事变的质疑,蒋中正于接见苏俄大使潘友新时及对外公开会议两度强调:'新四军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绝无其他问题,更无损于抗战力量。'
当时民营的《大公报》对此评价则截然相反:'这种自乱阵线袭击友军的行动,依军纪。本应予以制裁,而统帅部初未采取断然处置,只限令该军调防黄河以北,以避免冲突。这种处置,在中央可谓已宽大忍恕,若在一般军队,必不能邀此宽典。统帅部之所以如此,据我们猜想,当然是为了顾念团结之局,不愿以小不忍而乱大谋。新四军北移之命,曾经展延一个月,迄最近展延之期亦已逾过,在中央指定的路线上,曾有该军的辎重及政治工作人员渡江北移,而该军大队则不北而南,更于途中袭击四十师,因此乃有解散编遣的紧急处置。'以上所述,是此次新四军事件的综合经过。这事实,至为不幸;而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可置移的
。我们只能就此事件一述纯国民的感想。'
'我们熟察现代国家的建国原则,并深思我们中国的苦痛经验,而确切认定建立国军的重要。国家的建军原则,必须是单一的。组织是一个,军令是一个,而意旨更必须是一个。一个军队不容有纷歧的组织,不容有多系的军令,更绝不容有两个意旨;否则,那军队就绝对不能作战,尤其不能对外作战。这原则是天经地义的,我们在以往不能作到,乃是我们国军的最大苦痛。我们自民元建国以来,国家常处在分裂的状态,政治对立,军队纷歧,内战不休。国家在那种状态之下,所谓民族自卫权根本就不能成立。建国以来,遭受了多少外侮,我们为什么不能发动自卫权?就因我们没有统一的国军,没有中心的武力。这状态,一直到黄埔建军,国家才有了中心武力的萌芽,更经蒋委员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上,国家才有了统一的雏形,而经十七年全国统一之役,国家的统帅权实质仍未建立,国家仍陷于内战深渊。那时中国共产党在江西自称苏维埃共和国,在福建更有一个所谓人民政府。国家有四分五裂之势,怎么还能抵抗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侵略?我们遭逢那样严重的外患,而国家仍在演着四分五裂的内战,真是危险万分。国家之幸,是蒋委员长所领导的这一脉中心武力,经过艰辛的洗炼,到二十五年冬西安事变以后,共产党取消了建制,共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军令统一了,最高统帅权确定了,国家的统一规模才算告成。我们必须切记,国家这点统一规模,是经过三十几年的内战,流了无量的血,付了无数的牺牲,才产生出来的。我们更须切记,假使我们国家没有这点统一规模,我们根本就没有发动这次民族自卫战争的资格。这样艰难得来的国家统帅权,我们全体国民必不让它分裂!拥护统一,反对分裂,是全体国民的良心,是我们抗战建国的必不可缺的条件!尤其在这大敌当前,强敌日削,胜利接近之时,我们全体国民必然吐弃一切蔽于党见而贻害国家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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