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王朝，主要特点如下：1、政治制度总原则是重文轻武，强干弱枝。2、军事和民族问题上，宋王朝始终处于同时代的辽国、西夏、金、蒙古的威胁之下，宋王朝无力还击，文官集团主导的帝国机器似乎也不愿诉诸于战争，用妥协和岁币换取和平是雍熙北伐后处理民族问题一贯的指导思想。3、商品经济高度繁荣，与之相伴随的以开放自由为特点的市民文化盛极一时。我曾将此特点概括为弱而不贫，富而不强八个字。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主宰整个帝国机器的官僚阶层，他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有宋一朝，祖制规定不杀官僚士大夫，尤其不杀文官出身的士大夫，这等于给天下所有读书人一块免死金牌，也注定了宋朝是文人的天堂。虽然边境始终受到异族的威胁，但是绝大多数时间，宋王朝的表象是对外和平共处，对内歌舞升平，21世纪的中国，虽然也讲和平共处，但好歹还有'韬光养晦'四个字可以当台阶下，可宋朝除了宋神宗希望通过王安石变法富国强兵外，其他皇帝好像很少有这种想法和行动。在教育和选官制度上，由于有重文轻武的祖制，必然导致学堂饱满，科举兴旺，人数多了，自然会出现结构臃肿和人浮于事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人的就业问题，只能通过不断的分工，不断的结构调整创造更多的岗位，研究宋朝的官僚制度就会发现，宋朝的地方官名称很多，分工相对明确，既相对独立有互相掣肘。'
宋朝的官员们，对外不用操太多的心，对内有商品经济的财富积累，外加不会掉脑袋的尚方宝剑，这么多的文化人扎堆，那会什么结果？他们又如何打发大量的闲散时间？以下四个成语基本概括了整个士大夫阶层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结党掐架，舞文弄墨，放荡形骸，把酒言欢。'
关于结党掐架，宋朝的士大夫们的行为有时候真让人看的眼花缭乱。有权力的地方必然有斗争，这很正常，但是宋朝的官僚最牛的地方在于他们掐架有以下特点，一是他们的核武器是嘴皮子和笔杆子，二是他们掐架是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三是他们的阵营随时瓦解，今天的同志就是明天的对手。四是他们只争权，不害人。既然大家都是文人，既然掐架，肯定都能够说出冠冕堂皇且充斥着仁义道德的理由来，比如，对外的战和问题，无论是主战还是主和，虽然士大夫们基本没上过战场，但在朝堂之上说起来总是头头是道，在宋朝多民族政权并立的大环境下，其实从小读圣贤书的官僚们完全有所作为的，但是每一次军事或外交上的失败，其根源总在于朝堂上的口舌之争，就连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推行的变法，最终还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党争而失败，归根结底，绝大多数官僚集团早已习惯了安逸和享受，没有人愿意放弃红火潇洒的官宦生活跟着你发奋图强。在战场上，将军和士兵们连命都不要，可朝堂上，那些熟读史书的宰辅们，要么不发粮食，要么想当然的换将，战争失败了，责任全是前线的，战争胜利了，他们却揪着武将在战争期间的小辫子不放，而所谓的'问题'，无非是战争期间擅自给士兵封官许愿，或者是用将军用自己的钱给士兵发响，甚至把这问题能上纲上线到收买军心或者谋反的高度。流氓不可怕，怕就怕流氓有文化，天下暂时太平了，文官们可以继续滋润的过日子了，想搞掉武将还不容易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正站着说话也不腰疼，理由是高尚的理由，目的却是龌龊的私欲。再者，宋朝士大夫非常有个性，就连结党也与众不同，他们需要打群架的时候，喜欢拉帮结派，打完群架后，马上散伙，下次再打群架，重新站队。范仲淹和韩琦，在西北抗击西夏的时候，这两个人是共同进退的民族影响，甚至在庆历新政的初期，还能共同主推改革，但后来韩琦就开始拆台了，最后，范仲淹被贬，而韩相公长期担任丞相，并成为文官集团保守实力的核心，后来陷害狄青、阻挠王安石变法，哪一样都少不了韩琦的功劳，再如，王安石和吕惠卿，变法开始，吕惠卿是中坚分子，王安石把相后，满以为吕惠卿能够坚持自己未竟的事业，谁知吕惠卿不但背叛新法，而且背叛了王安石本人。最后一点，宋朝文官虽然经常明争暗斗，但他们很多只是政见不合，而私下里大部分人的关系都一直很好，官场上失败了，或者失宠了，大不了贬官地方或者提前致仕回家养老，但很少把对方往死里整，这和明朝党争'痛打落水狗'的残忍是不一样的。无论范仲淹，还是王安石，虽然力主改革是得罪了不少人，但远离朝堂后，除了个人郁郁不得志外，也算落了个全身而退。而反观明朝，比如徐阶、高拱、张居正，归隐后仍无法和政治脱开杀干系，随时都有被清算的杀身之祸。宋朝时，洛阳大概相当于今天政治局常委们的养老院，在这里，很多曾经政见不合的大腕们，在晚年却能相聚于牡丹花下，不谈当年朝堂事，只问今日杯中酒，这是非常难得的。'
说到舞文弄墨的数量和质量，历史上恐怕无出宋王朝者。唐宋八大家，盛唐仅占二位而弱宋却独占六位，而且除了这六位，可信手拈来、诗文风流的大家名流何止百位？晏殊、晏几道、司马光、钱惟演、贺铸、温庭筠、宋祁、宋痒、秦观、黄庭坚、秦观、柳永、周邦彦、辛弃疾、李清照、陆游、邵雍等等哪一个不是名动当时，流传千古？当然，这不等于说宋代文人比其它时代聪明，最根本的原因还是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社会规律。宋朝政治自由，经济繁荣，对外和平，文人不但受重视，而且主宰着帝国这台机器，人多，事少，管理松散，不舞文弄墨，风花雪月，简直就是对不起那个时代。但是，这样的时代，其诗文必然多是纵情山水声色的萎靡之音，而少铿锵雄武的汉唐之风。只有到了国破山河在的王朝末期，才有了辛弃疾的金戈铁马和岳飞的'笑谈渴饮匈奴血'，此前，宋朝的文人们还在醉生梦死呢！'
提起放荡形骸，对酒当歌，人们总想起陶渊明，竹林七贤，甚至诗仙李白等人，但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要么归隐山林，不问世事，要么纵情山水，抛却功名，总之，都属于'非主流'一族，但宋朝的文人们却不一样，宋朝文人获取功名和纵情诗歌山水两者兼顾，可谓鱼与熊掌兼得。而且，象欧阳修、晏殊、王安石等人，更是登上了仕途的巅峰。阅遍宋史，除了王安石、王旦、李沆极少数人，生活清俭低调，不重视生活质量外，其它人即使包拯、寇准这些名臣，也是富甲一方，生活奢华无度。很多大臣整日喝的醉醺醺的，更有甚者，有大臣因酒醉耽误面见皇帝，或者在上朝时带着酒气对皇帝说话，因饮酒过度而早逝者更是比比皆是。宋朝文人喝酒还喝出了不少花样，最有名的了饮（边唱边跳边饮），哑饮（只喝酒不说话，不吃菜），囚饮（象囚犯一样光头围圈而饮），鬼饮（黑着灯，像鬼魅一样饮酒），鹤饮（饮完酒爬上树，下来后接着饮），真是花样翻新。还有些文臣，虽然位高权重，才高八斗，但却不修边幅，置职业形象于不顾，最著名的当属王安石先生了，据载，王丞相因长期不讲卫生，在朝堂之上，竟然有一只虱子爬上了胡须，并且被皇帝当朝'御览'。'
这就是宋朝牛人们的生活状态，有点八卦又有点迂腐，有点醉生梦死也有点忧国忧民，有点温情脉脉更有点风花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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