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经历
如今，说一个人有个性，通常是一种赞誉，而在不久之前，国人还不太习惯这样称赞别人，更不习惯接受这样的称赞。个人不仅追求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有时甚至还通过相当夸张的方式，人们也毫不迟疑地相信个人能通过努力改变其命运。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一静悄悄的革命已宣告完成，很多人尚未充分意识到这是多么革命性的改变。
虽然阎云翔所主要选取的只是黑龙江一个普通的村庄，但在其中发生的变化则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降低了政治资本的重要性、个体不再愿意为集体和家庭的延续而牺牲自己、在公共生活的真空中追求个体利益和物质享受的年轻消费一代、年轻女性对家庭等级制度和代际权力关系的挑战'凡此等等，都以一种令人震惊的相似性让人感到历历在目，因为这一切事实上也是三十年来我在老家农村所经历和看到的情形。
个体权利的苏醒，最初源于权威的崩溃和撤出。我出生于1977年，恰好经历了这一过程：幼年时母亲还要每天出工去挣工分（这是集体时代的遗留），后来虽然抓阄分地，但在我十岁以前，村里的打谷机等农业器具仍是公共的，存放在集体的社场；八十年代中的乡村干部也仍能依靠其政治资本享有一定的个人威望，至少我还记得小时候母亲为了进村办企业而请他们吃饭。然而逐渐地，一切都开始崩塌：社场慢慢倾圮成一堆废墟，最后平整为土地；人们有了更多机会和选择，也不会再去给乡村干部送礼，有纠纷时也不再理睬他们的调解；年轻人既不愿务农，更不在意任何权威，他们想的只是离开这个困住他们的村庄，去追寻自我实现。将年青一代与其父辈相比较最能醒目地突出这一变化：他们不仅讨厌农活，不像父辈那样对乡村干部有一定的敬意，甚至根本不认识任何一个乡村干部。
这一幅图景，如今回想起来错综复杂、交替进行，但其总的趋势是不容置疑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追求'我'自己的发展和权利。只不过有些人认为这是好事，而另一些人则更多看到旧秩序的崩溃和新秩序尚未确立'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如今的年轻人'没规矩'，他们更多地和自己情趣相投的朋友一起玩，喜欢平等自由的气氛，而无法适应某些繁文缛节的场合中对身份秩序的强调，很多年轻人（包括我本人在内）都对乡村社会交错繁琐的家族谱系敬而远之，有些远房亲戚因为见面不多，甚至如何称呼他们本身就成了一件头痛之事。
一层隔膜
阎氏虽然在下岬村生活了十多年，但作为一个插队落户知青及后来的社会学家，他的身份一直是毋庸置疑的'外人'，这使他一直能清醒地进行'参与式观察'，社会学家的必备素质之一就是要将普通的生活场景'去熟悉化'，这样才能发现意义。在《礼物的流动》和《私人生活的变革》两本著作中，他已经显示出自己对乡村社会运作和变迁的敏感及理论素养，其细致入微令人印象深刻。但正如本书所显示的，作者在这里更多地像是把这个乡村放在手术台上解剖，而甚少去体察乡村社会某些特定概念对人的影响。
举例来说，在我们乡下，固然人情往来也越来越多显示出礼物交换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理性算计的一面，但村里的舆论仍能有效地施加一定的压力。人们评论的用语也耐人寻味：该请的不请或送得太少，都被称为'不做人'，而人们也确实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去招致这样的批评（至少对自己的行为能自我辩解），因为在乡村社会里'不做人'意味着别人都不愿和他来往。即使年青一代不太在乎，但也不能完全无视。'不做人'的评判是一种传统概念，它在新的社会变迁中仍顽强地留存下来，这不仅意味着需要在一定尺度内理性计算（太过了就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或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失，也即社会资本损失），而且某些情况下它也是一些人的立身之本'确实有一些人，他们把'会做人'的社会评价看得比经济利益更重要，对他们来说，被看作'不做人'是极大的耻辱。这中间有一个平衡点。与吴飞在《浮生取义》中对'过日子'、'冤枉'、'讨说法'等概念的洞察相比，阎云翔似乎对中国农村中的人生理念有一层隔膜。
不可否认，这里有许多观点有他独到之见：对礼物、私人空间的重视是他此前就曾阐述过的，他也格外重视和强调年轻女性（尤其是她们作为儿媳妇时）的作用，也注意到家庭中儿子对媳妇的支持。但奇怪的是，他似乎并未意识到，其原因之一也在于娘家比以往更重视女性了，陪嫁的嫁妆和对夫家的要求也因此水涨船高。他也没谈到女儿对女婿的包庇，而这在我们乡下同样是常见现象，或许对他来说这无法解释为'对父系权力的挑战'，但同样表明亲属关系的扁平化，而年青一代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正是受'现代爱情观'影响的结果，这种浪漫的爱情观在个体化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国家的角色也是社会个体化中特别突出的一个要素，阎氏将塑造设置的个体发展方向被内化的过程称之为'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也充分意识到这与中国历史紧密相连，但他似乎更多地追溯到更早的历史，反倒较少谈及'文革'后期中国社会力量和个人独立自主思想的影响'事实上正是因为较近的这一份遗产，在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的个人主义有时才表现为一种赤裸裸毫无顾忌的'无法无天'精神，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书中所谈及的，中国的个体主义往往缺少自我约束一面的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后，学界的共识是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控制力的减弱，只是有些人看到这导致'无公共事务状态'（曹锦清语），有的看待它带来个体解放（阎云翔无疑是其中之一），另有人则看到它带来无序和灰色社会（如黄海《灰地：红镇'混混'研究》）。
不难看出，阎氏延续了以往自己最擅长和熟悉的论题，但他谨慎地未去触碰其它一些。这或许也是对的，但遗漏这些对中国社会个体化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还是不免让人感觉有些遗憾。事实上，电视、电话等新技术传播对个体化观念形成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许多新时尚和广告，大多包含个体主义的理念，看看这些广告词：'自有我主张'（索尼）、'我就喜欢'（麦当劳）、'我的地盘我做主'（中国移动），这些都给年青一代的观念造成强烈暗示。而父母之所以几乎不作抵抗就交出权威，原因之一也在于新一代教育程度提高和新技术应用使不少父母产生了一种学历自卑：我中学时许多农村同学的家长，甚至不到初中学历，他们认为很多判断及很多新技术，自己的孩子比自己更了解，而自己已经'没用了'。其结果是农村的年青一代常常只是'居住在农村的陌生人'，他们的心灵实际上已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深刻影响。
尤为显眼而费解的是，他没怎么谈到独生子女政策对个体化过程的影响。由于阎氏在下岬村的田野工作主要集中在1994年之前，或许当地村民中独生子女仍不多，或这些孩子仍未成年（这也是另一个遗漏，即书中的'个体化'很少涉及未成年人），但独生子女政策不仅仅是孩子的事，它还迫使中国无数普通家庭比以往任何时代都重视孩子，且不论男女，将之视为独特的、有待发展的个体，而这些独生子女，确实也比任何群体都表现出更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与史无前例的人口流动处于同一时期，这并非偶然，两者相互促进。传统中国社会中自由的个体往往都是脱离宗法社会的'游民'，是国家需要严厉防范的人物，相比起来，如今确实是'换了人间'。耐人寻味的是，现在中国的个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与古代游民类似的特点，如'主动进击精神'（王学泰语），这也标志着中国正从一个熟人社会过渡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如何让个体在获得解放后充分发挥其创造力而减少其破坏性，则是当下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维舟（自由撰稿人，上海）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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