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治乱兴衰史。罗贯中在《三国演义》开篇将此总结为'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上世纪四十年代，黄炎培与毛泽东在延安关于中国历史难逃治乱兴衰的'窑洞对'，则被后人称为'黄氏周期律。今天，史学家对这种治乱兴衰的研究讨论已经非常深入。但是，无论从土地兼并造成的贫富悬殊，还是官僚体制膨胀低效导致的官逼民反，最终矛头都指向君主专制的强权体制。外戚、宦官、权臣纵然可恶可恨，但其存在的合理性都是君主专制体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帝王后宫佳丽三千，但皇帝一个人毕竟精力有限，为了不被戴绿帽子，所以就需要大量的宦官。后宫佳丽越多，皇帝的舅舅、岳父母、龙子龙孙、儿女亲家就越多，外戚势力就越大。同时，官僚集团作为皇帝委托管理国家事物的代理人，大都是科举出身的文化精英，为了防止这些皇家代理人的不臣之举，皇帝又不得不重用宦官和外戚。如此一来，最终的结果便是相权、宦官、外戚这几支力量在'皇权家天下'这一'产权天授'的庇护下，在不断扩充自身实力的同时陷入了无休止的斗争和内耗。
斗争的方式因时而异，但是无不受'毒素积淀'的影响，这种斗争没有对错，只有结果。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各派力量多是政治迫害，聪明的皇帝能够通过中庸之道，让各方势力达到一个平衡从而服务于皇家利益。当天下动荡时，处于弱势的一方最惯用的伎俩就是勾结异族或者边关守将对抗异己。小时候，看历史剧或者听评书，总想不通为什么杨家将中的庞太师贵为皇帝的老丈人，却还喜欢勾结异邦，陷害大宋忠良，现在才明白，他们也是为了在专制体制之下能够长久的生存下去。但总体而言，君主专制体制之下，最主要的矛盾的还是皇帝和官僚集团，因此，皇帝总是想尽办法削弱相权，直至废除相权，让官僚集团成为自己的文秘机构。宋明时期，文官集团已趋于成熟，但皇帝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却大量任用生理和心理都用毛病的宦官去制约和监视官僚集团。宋朝，武将上战场，太监做监军。明朝，太监干脆直接上阵挂帅。但事实证明，皇帝这种维护利益最大化的愚蠢行径，最终结果不但使皇家受辱，也让国家跟着遭罪。北宋童贯的北伐换来的是'靖康耻'，明朝王振的北伐，换来的是'土木堡之变'，皇帝身边的老实人太监让自己的主子成了俘虏，这再次应验了那句'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经典台词。
中国农业经济社会，虽然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但当皇帝、官僚、宦官、外戚各方的扩张和斗争超过承受极限时，争夺天下'产权'的大分裂、大动荡便不可避免。和平年代的内耗时期，'潜规则'为王，动荡年代，强权才是真理，而法制道德人情全部失效，整个社会和官僚系统全部失控。如果说，君主专制体制是导致中国历史治乱兴衰的体制之恶的话，那么，君主体制之下，为了生存，为了利益最大化，为了争夺天下'产权'而发生的政治斗争与战争无疑又放大了人性之恶。
张居正为了讨好皇帝和内宫，竟然在给皇帝的'大伴'冯保的书信中自称'晚生'；无独有偶，当张居正权倾一时，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戚继光为了抗倭不受制肘，不得不向张居正进献美丽的千金姬和久战不泄的壮阳药以换取支持。至于每个王朝末年的宦官乱政和军阀割据，更是暗无天日。东汉末年的十常侍乱政、明朝末年的魏忠贤阉党专权，让天下人，包括读书人和皇室都在遭受着这群生理和心理极度变态者的蹂躏和摧残。而在军阀混战，农民起义年代，只要我们想想易子而食，烧杀奸淫的场面，常常会感到不是在回望历史，而是在控诉人间地狱的罪恶。斗争也好，战争也罢，一旦失控，必然是人人自危，每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施害者。这时候，除了通过你死我活的杀戮分出胜负以外别无他法。所以，原本由体制之恶引起的斗争，最终通过政治斗争，战争，一步步的放大了人性之恶。
我们常为拥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而自豪。但是，历史积淀下来的，除了文化，还有毒素。而且，权力越是至高无上，这种毒素的破坏力就越无限放大。美国前总统布什曾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遗憾的是，中国历史从古至今始终是一部强权当道的苦难史。强权当道的体制之恶，超越了社会形态，也超越了意识形态，共同的结果是中国历史始终难逃治乱兴衰的更替，而在此过程中，人性之恶的毒素积淀一次次的膨胀发酵，一次次的强化强权当道的体制之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