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有自己的轨迹，其必然性不容置疑，但一些细节却有时会导致历史轨迹的改变，鸦片战争中的翻译问题便是一例。在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一书中，已经让人震惊地看到，由于无知，第一次鸦片战争签署的《南京条约》附件丧失的主权甚至更甚，比如治外法权就是自以为聪明其实愚昧地'送'给英国人的，所有英国人自此中国无法审判。但再读到《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时，更加感到震惊，小小的翻译事件竟然对鸦片战争起到了重要的推波助澜作用。
由于当时中英两国均无自己的职业翻译，于是双方的官方文件就要经由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等人来翻译，当时这些人的官方身份叫'正翻译官'，后来改称'汉文正史'。对此，《欧洲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的作者在查询当时的档案时，感到震惊，因为这样便意味着中英两国其实谁也没有见到过真正面目的官方往来文件，只能凭借郭实腊等人的英文译中文和中文译英文，其结果，一个'夷'字的翻译引发了严重后果。
'夷'字，在最初的翻译中，一般翻译为'foreigner'（陌生人），也有翻译为'barbarus'的，但当时还没有'原始野蛮'的意义。英国1807年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他编著的第一本汉英双语字典《华英字典》中还继续沿用'foreigner'的译法，但到了1830年代这个译法突然失效，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开始力主将'夷'字翻译为'barbarian'（野蛮人）。于是，在英国国会讨论是否发动对华战争的关键时刻，'夷'字被死死地等同于'野蛮人'，自然为英国主战派提供了有力的口实，使他们借机大做文章，进行煽动。结果英国上下哗然，特别是刚刚暴发的英国资产阶级，感觉'面子'受到了冒犯，一时间，惩罚傲慢自大的大清国的呼声便成为主导舆论，对英国政府谋求鸦片战争合法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后，1860年火烧圆明园这一震惊世界的历史事件，也往往被解释为英法联军对中国人傲慢自大的惩罚，其实是欧洲人的面子问题。再到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外史学界（包括大名鼎鼎的费正清和权威的《剑桥中国史》在内）在讨论鸦片战争的时候，也便一直沿袭十九世纪传教士和英国主战派的说法，把鸦片战争的起因或全部或部分地归咎于中国政府的夜郎自大和闭关自守，而对存在档案里的有关'夷'字翻译史的大量材料却视而不见或三缄其口。为什么？这大概只能从欧洲中心论的现实需要来推测了。
（二〇一二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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