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卑鄙的圣人：曹操》第一部讲述的是曹操的成长史和理想形成过程的话，那么第二部讲述的则是在残酷的现实中理想的破灭。伴随着理想的破灭，曹操终于意识到，在政治黑暗，官场腐化，天下大乱的时代，是做不了治世之能臣的，要做治世之能臣，必须先做'乱世之奸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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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二部的副标题为'镇压黄巾起义，理想破灭'，但实际上曹操理想的破灭，应该源自三个方面：一是虽然镇压黄巾起义有功，但是战争的残酷性让曹操'再也不想上战场了'；二是在担任济南相期间，曹操虽然惩治贪官，想做一名治世之能臣，但是皇帝的昏聩，政治的黑暗，迫使他不得不辞官；三是以袁隗为首的士人集团，在利用丁原董卓等武人的力量除掉外戚和宦官后，因为计划不周，导致董卓霸京师，武夫当国的混乱局面。这三件血淋淋的事实，既让读者看到乱世之中人如草芥的凄惨，也让曹操认识到覆巢之下无完卵的沉痛。在治世之能臣的理想彻底破灭后，曹操终于转向谋求势力，掌握话语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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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王朝的末年，不是外戚专政，就是宦官弄权；不是皇帝荒淫昏庸，就是官僚腐败透顶。农民起义虽然破坏力极大，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东汉末年黄巾之乱，虽是受张角太平道的蛊惑，但根本原因却是汉灵帝刘宏的无能和十常侍的乱政导致的民不聊生。由于十常侍乱政以及对士人长达二十年的党禁制度，当时的士人阶层要想进入官场，只有两个途径，一是先贿赂后腐败，二是镇压农民起义，因功受禄。曹操的顿丘县令是曹父贿赂来的，济南相是因为镇压黄巾起义得来的。但是，这两顶乌纱却因为'治世之能臣'的理想不容于现实很快就失去了。原来的顿丘县令是贿赂来的，为了证明自己，领兵打仗一直是曹操的梦想，但是镇压黄巾起义期间，为了剿灭起义，也为了不被阉人以'贻误战机'的名义陷害，官军对于义军，无论战与降一律诛杀，这种违背人伦，甚至违背战争基本原则的血腥场面，让曹操初上战场就厌恶战争，书中用'再也不想打仗了'描述曹操这种心情。但是，镇压黄巾起义的一将成名万古枯可以换来高官厚禄，却实现不了治世能臣的理想，因为在暗无天日的世道里，治世能臣的生存空间实在太小，当曹操得知皇帝刘宏借皇宫大火重修南宫的机会，向天下聚敛财富的真相后，心灰意冷了，辞官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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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鄙的圣人：曹操》第二部对于士人、宦官、外戚三股市里之间斗争描述的精彩程度不亚于金庸武侠小说。为了制约以士人为主的官僚集团，十常侍保举外戚何进，由外戚和宦官分享权力，但何进胸无点墨，不得不依靠袁绍等人，袁绍表面上为了大将军利益和国家社稷着想，劝何进诛杀宦官，但背后却是以叔父袁隗为首的官僚集团借此同时消灭宦官与外戚势力，让士人重掌大权的一石三鸟之计。这场阴谋的结果确实达到了同时消灭危害汉王朝数百年的外戚和宦官势力，仅次序有所颠倒而已。但是，螳螂扑蝉，黄雀在后，由于袁绍等人对董卓丁原等武人势力的盲目乐观，最终导致军人独裁时代的到来。'外戚宦官走了，却迎来了赳赳武夫'，由此，洛阳进入了更混乱，更独裁，更黑暗的时代。何进之死使曹操认识到，'只要你占了不合适的位置，哪怕你是一个憨厚无谋的好人，你也必须死'。血洗皇宫和董卓霸京师验证了曹操'外戚宦官固然可恶，但何进袁绍除恶务尽的做法，必然导致天下大乱'的认识，也说明了曹操在政治上的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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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戚宦官是皇帝最信任的人，但如果没有汉武帝那样强势的人物驾驭这两股势力，外戚宦官必将危害天下，因为他们的合法性来自皇权本身，只有皇帝本人才有资格去约束，除此之外，其权威不容质疑，不容挑战。当外戚宦官退出，赳赳武夫上台的时候，皇帝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力就微乎其微了，这时候游戏规则不再是君权神授和天人合一，而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丛林法则。在目睹了民间疾苦，见证了战争血腥，领教了政治黑暗和官场腐败之后的曹操，治世能臣的理想无奈的破灭了，却踏上了讨伐董卓，'挟天子以令诸侯'，统一北方，逐鹿中原的'乱世奸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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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伦理的内在逻辑性将'白脸的曹操'这一奸雄形象演绎了数千年，但是，当读完《卑鄙的圣人：曹操》，当明白了曹操'治世能臣'的理想破灭过程，这种传统的印象是否应该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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