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版《三国》，用现代元素演绎中国经典-《三国》书评
'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说的是少年血气方刚、易于冲动，看了《水浒》如果模仿里面的英雄好汉，容易形成不良的习性，所以少不读水浒。深谙世故的人读《三国》，洞悉了其中的阴谋诡计、尔虞我诈，难免会愈加老谋深算、沟壑满胸，而上了年纪的人，常常会唤起曾几何时纵横四海、气吞八荒的豪情壮志，产生老骥伏枥、英雄迟暮的感慨，无奈一把辛酸老泪，所以老不读三国。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有智慧和谋略，有儒家的理性主义，也有文学意义上的英雄色彩，是不折不扣的经典，但若以今人的视角观之，基于人性本身的价值元素略有不足，也少了些现代气息。被誉为日本'国民作家'的吉川英治，其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的《三国》，是在忠于罗贯中《三国演义》基本史实的前提下（虽然《三国演义》本身也就七分真），用现代人的历史视野和审美情趣，并植入大量现代文学的元素，对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进行了全新演绎。由于这些现代化得元素和蕴含其中的人性价值思考，使吉川版《三国》成为一本老亦可读的三国。
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一开始所引用的《临江仙》诗词，便是'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金英雄'的英雄色彩和'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的悲凉基调。接着便是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演绎。无论开篇短短百余字描述的从春秋战国的称霸争雄到秦汉一统，再到东汉末年的宦官专权，还是整部《三国演义》所讲述的从剿灭黄巾乱党到群雄割据，再到三国鼎立直至最后三家归晋，始终是大历史，大场面，因此，读起来始终是热血沸腾。而吉川的《三国》开篇，并不是大历史，大场面，而是'后汉末年，距今约一千七百八十年。有一位行者。'这样的开场。这位行者，在黄河岸边，等待来自洛阳的商船，然后用卖席所得为母亲换一小罐洛阳茶，以表孝心，然后逐渐进入桃园三结义和镇压黄巾起义的大场面、大历史。因此，吉川的《三国》读起来既有涓涓细流，又有波涛汹涌。这种从单个人物的具体细节开篇的手法，虽没有罗贯中《三国演义》那样的磅礴气势，但是，却多了份人文气息和现代文学作品的元素。
文学作品是时代的产物，同一段历史，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人来书写，自有不同的味道。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成书于元末明初，体现的是中国历史的治乱兴衰和封建士大夫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人文关怀的地方非常少。《三国演义》中，刘备因为汉室的血脉，因为奉行儒家的仁义道德，诸葛亮因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士'精神，便被作为正面的形象来书写。曹操虽然统一北方有功，但由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大逆不道，反而成了乱臣贼子。另外，《三国演义》只是大男人，特别是精英阶层的大戏，而女人，充其量只是道具而已。所以，如果王允不是为了除董卓，就不会有貂蝉，如果东吴不是为了取荆州，就不会有孙尚香。到了今天，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官方的历史书，又习惯于用阶级论研究历史，而人性这一永恒的东西往往被淹没。比如，历史总是拔高封建王朝末年农民起义的正面意义，对其破坏性却很少评价。但事实上，农民起义的破坏性丝毫不亚于中央腐败和地方割据。东汉末年的历史逻辑是这样的，宦官专权造成民不聊生，民不聊生迫使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导致诸侯割据，诸侯割据导致连年战争，连年战争迫使走向天下一统，在整个链条中，农民起义只是一个被动的过程。但在《三国演义》中，作者对黄巾起义的破坏性却述之甚少。
吉川版的《三国》，成书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彼时，日本明治维新已近七十年，日本从社会形态和文化上，均已脱亚入欧。但日本历史上的'大化改革'，又使日本成为一个彻底'汉化'的国家，这种历史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微妙结合，在吉川版《三国》中也体现出来。首先，吉川的《三国》很大程度上是对《三国演义》的先翻译，后演绎，是基本忠实于历史的，其主题仍然是东方智慧。但从《三国》的许多情节中，我们能感受到现代气息。比如，在第一部《桃园结义》中，刘备首先是一个孝子，其次，才是一个有所抱负的士。因为刘母两次严厉的教导和激励，刘备的视野才更加开阔，意志才更加坚强。吉川在《三国》中，浓墨重彩刘备的这一转变过程，既赞扬了刘母这一此前估计连姓名都没有的女性的伟大，也更加接近真实的人性。因为，不是每个人都像刘备那样双臂过膝，也不是所有双臂过膝的人都能成帝王将相。此外，在《三国》中，吉川对黄巾起义和豪强割据的破坏性进行了等量齐观的批判。无论黄巾起义，还是董卓霸京师，其过程都是民不聊生，天理不彰；无论是剿灭黄巾军，还是剿灭国贼董卓，最终都是强者对弱者的抢劫和血洗。只有强弱之分，而很难分出好坏；没有对错，只有对人性的践踏。
总之，吉川英治的《三国》，首先是对罗贯中《三国演义》的翻译和推介，其次才是注入现代元素后的全新演绎。比较两种版本的优劣，是毫无意义的关公战秦琼，但吉川的这种演绎，不仅让《三国演义》这一中国古典名著走向世界，也赋予它浓厚的时代气息，有助于我们在重读历史的时候，寻找曾经缺失的东西。